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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還在北上的紅軍部隊來說，最嚴重的實際問題仍是糧食的短缺。一些連隊已經三天沒有一粒青稞了。紅軍總政治部甚至發佈了這樣的命令：“……在發現有糧的地方和家屋，不論沒收或購買，均應派武裝看管……”紅軍官兵自覺地執行紀律，對所經藏區藏民的財物給予了妥善保護，包括糧食，尤其是寺院裏的糧食。一支紅軍部隊在山裏發現了一羣犛牛沒有人看管，官兵們把牛牽了回來，儘管無米下炊，但依舊不敢殺牛，而且還得割草餵養着。幾天之後，牛的主人小心地來到紅軍駐地，官兵們把牛全還給了他。這支部隊還發現過一片玉米地，玉米已經接近成熟，官兵們喜出望外，但是得到的命令是：不準喫地裏的玉米。經過再次請示，官兵們被允許摘一點玉米葉子，於是餓急了的官兵便在地邊支上鍋開始煮玉米葉。正煮着，在玉米地裏藏了很久的主人來了，是一位藏族老阿媽。她揭開紅軍的鍋，看見鍋裏煮的玉米葉子後，回家端來了一大盆煮熟的玉米送給紅軍。連隊司務長給了老人三塊大洋之後，官兵們纔開始狼吞虎嚥地喫起來，看得老阿媽在一旁直抹眼淚。
紅一軍團二師政委劉亞樓此時調到一師任師長去了，蕭華在這個最困難的時刻接任了二師政委職務。爲了歡迎他，二師師長陳光好容易找來了一塊大約四兩重的牛肉乾，讓警衛員放在野菜裏煮，然後兩個人舉行了“私人宴會”。風乾的牛肉乾根本煮不爛，味道也十分古怪，但兩個人還是覺得已經很奢侈了，於是把一大鍋野菜湯全喝了。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得到了籌糧隊再次受到襲擊的消息。
自紅軍進入這一地區以來，派出籌糧的部隊不斷受到土司武裝的襲擊，被襲擊的官兵死得十分慘，有的被砍斷了四肢，有的被挖了眼睛。這次派出的籌糧隊不但受到了襲擊，七名戰士被殺，還有一名幹部被抓走了，被抓走的幹部是二師青年幹事周書良。蕭華一聽，立即組織部隊前去營救。在和土司代表談判的時候，土司答應不再襲擊紅軍，但條件是一定要留下那個紅軍幹部。蕭華就是爲了營救周書良來的，但又不能立即拒絕土司，只有再接着談判。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被扣的周書良大吵大鬧，決不答應留在土司這裏。談判如果破裂，就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周書良就有可能被殺。最終，土司不但保證不再襲擊紅軍，並答應賣給紅軍糧食，但堅持條件依然是把人留下。土司解釋說，留下這個紅軍幹部是爲了請他“幫助土司辦事”。在請示了上級之後，蕭華見到了被扣留的周書良。他動員周書良留下，希望通過他的工作，爲後面的部隊籌集糧食。年僅十九歲的蕭華說着說着就掉了淚，而周書良哭成了淚人。最後，爲了紅軍的生存，他還是答應留下了。周書良被土司的人領走的時候，蕭華送他送出去了很遠，一直送到了大草甸子的邊上。在那裏，蕭華對周書良說：“我們走了以後，你的困難一定很多。無論什麼時候，無論遇到什麼情況，記住你是一名共產黨員，是一顆紅色的種子，要在這裏紮根開花。等革命勝利了，我們來接你。”周書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向蕭華敬了最後一個軍禮，在土司的人的簇擁下漸漸消失了。
後來，不知是這個土司沒有食言，還是周書良做了工作，土司果然主動賣給了二師一批糧食。
沒有人知道土司固執地要把那位年輕的紅軍幹部留下的真實原因。
自那時起，再也沒有了周書良的消息。
直到晚年的時候，紅軍幹事周書良依舊留在蕭華的記憶之中。
二師的先頭部隊六團在向松潘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土司騎兵的襲擊。紅軍沒有與騎兵作戰的經驗，撤退到了山中的一個小村旁。這時候，六團全團已經斷糧兩天。團裏不得不冒着巨大危險派出一個籌糧隊。結果，籌糧隊走出山谷沒多遠就被土司武裝包圍了。土司武裝說只要把槍扔出來就放他們過去。紅軍官兵照着做了，結果土司武裝卻突然發動了猛攻，籌糧隊除跑出了一名十三歲的小紅軍外全部犧牲。
沒有了食物的六團被迫滯留。
必須刻不容緩地給六團送去糧食。緊急任務被交給了二師宣傳科科長舒同。經過動員之後，二師其他部隊紛紛把自己好不容易籌集來的青稞全都捐獻了出來，然後舒同領着送糧小分隊出發了。按照路程，至少要走三天，小分隊不分晝夜地跋山涉水，僅用了兩天的時間就找到了被困的六團。當舒同和六團派出的尖兵相遇的時候，他立即命令戰士們朝天開槍，爲的是讓槍聲告訴六團的官兵們：再堅持一下，救命的糧食送來了！時年三十歲的紅軍宣傳科科長舒同，數十年之後成爲新中國一位著名的書法家，他的書法被評價爲“古拙蒼勁，有禪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