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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張國燾的心境與兩支紅軍主力會合前完全不同了。並且，他很難否認變化的動因應該就是“權力”二字。這種變化很可能從紅四方面軍突破土門要隘到達茂縣之後，就已經開始了。之前，張國燾對中央紅軍的狀況並不十分清楚，但是隨着兩支紅軍終於共處於中國的一個省內，會合的可能性已經日趨明顯，因此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開始了頻繁的電報聯絡，而這些電報最終使張國燾瞭解到中央紅軍遭受了巨大損失，部隊從長征出發時的近十萬人只剩下了不足三萬。這個判斷一旦清晰，作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作爲黨內一個老資格共產黨人，在兩支紅軍主力部隊即將會合之時，張國燾也許意識到，中共中央領導層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蘇維埃事業受到嚴重挫折，紅軍的兵力受到嚴重損失，這說明中央的政治路線出了問題；政治路線出了問題，制定路線的中央就要有人承擔責任；有人承擔責任就會引起高層領導的分化，高層領導一旦出現分化就要有人站出來重新主持局面；有人站出來主持局面，就會有新的領導人產生。在眼前這種形勢下，誰將是中共中央乃至中國紅軍的最高領導者呢？
張國燾之所以對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格外關注，是因爲這兩個會議都涉及了黨的最高領導人和紅軍的最高指揮權問題。
張國燾認爲，遵義會議只局部地解決了軍事指揮問題，而沒有解決根本的政治路線問題。這很可能是因爲嚴重的軍事危機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暫時迴避可能導致矛盾激化的政治危機。但是，毛澤東對最高領導權的渴望是明顯的，結果有人對他的領導權提出了質疑，從而導致了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之後接着召開了會理會議。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期間曾對張聞天說過這樣的話：
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只注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這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兩方面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擺脫既定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爲時還不算太晚。
張國燾所說的“根據實際情況”可以理解爲兩個內涵：一是應該承認中央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中央，到了該清理其錯誤的時候了；二是中央紅軍已經損失過半，應該承認擁有近十萬兵力的紅四方面軍的領導權，或者直接說就是承認他張國燾的領導地位。其實，這也正是毛澤東對張國燾會因兵強馬壯而產生政治野心的巨大擔心。
兩河口會議後，張國燾開始在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中廣泛散佈自己的觀點，即“中央的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責任在中央”等等。同時，他試圖利用一、四方面軍官兵之間發生的摩擦來擴大對立情緒。張國燾首先需要統一思想的是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和軍事總指揮徐向前。與徐向前的談話令張國燾大失所望。徐向前晚年回憶說他那時因不滿已久正在“鬧調動”：
自從在鄂豫皖和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以來，我的心情一直不舒暢。張國燾對我用而不信，陳昌浩擁有“政治委員決定一切”的權力，鋒芒畢露，喜歡自作主張。許多重大問題，如內部“肅反”問題、軍隊幹部的升遷任免問題，等等，他們說了算，極少徵求我的意見。特別是在川陝根據地，取消了原來的中央分局，由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實行家長制的領導，搞得很不正常。我處在孤掌難鳴的地位，委曲求全，憑黨性堅持工作。既然兩軍已經會合，我就想趁此機會，離開四方面軍。我在下東門見到陳昌浩時說過：“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軍工作感到喫力，想到中央去做點具體工作。聽說劉伯承同志在軍事上很內行，又在蘇聯學習過，可否由他來代替我。”
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不敢把話直接向徐向前說白了，只能用“中央的北進決定是否明智”來試探虛實。徐向前雖然並不清楚張國燾的真實意圖，也不清楚兩河口會議中黨內已經顯露的矛盾，但他客觀地分析了南下和北進都存在的困難：“平武那邊地形不好，硬攻不是辦法；松潘地區不利於大部隊展開……南下固然能夠解決目前供應上的困難，但一則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長久立足之地，萬一拿不下來，北出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徐向前的態度是張國燾沒有對中央北進決定提出反對意見的重要原因。
張國燾和陳昌浩的談話很投機。陳昌浩在政治上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他曾經留學蘇聯，是王明的同學和助手。與張國燾一樣，他一九三〇年回國，一九三一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由於離開中央的時間很長，他對毛澤東等人並不熟悉，他所受到的革命理論影響全部來自張國燾，因此，這位年僅二十九歲的紅四方面軍政委自然不容任何人向張國燾的權力和威望提出挑戰。
中共中央慰問團到達雜谷腦，在張國燾和陳昌浩的安排下，慰問團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但是行動也受到了“熱情”的限制。中央慰問團成員之一李維漢後來回憶說，慰問團出發前張聞天找他談話，要求他就不要回來了，留在那裏當蘇區四川省委書記。但張聞天顯然已經感到了張國燾與中央的矛盾，因此又囑咐李維漢說：“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區當四川省委書記。”李維漢一到雜谷腦就看出來了，這裏的人根本不願意他當蘇區的省委書記——張國燾的辦法是“陪着”，中央慰問團喫飯、散步都有專人陪同，他們被儘量減少與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接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