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頂戴花翎下的面孔 (第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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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載家兄弟和石榴裙邊

中華帝國的官僚階層是中國歷史上最奇特的羣體之一。不瞭解這個羣體的思維模式，就無法解釋發生在中國歷史上連綿不斷的奇聞怪事。不瞭解這個羣體的行爲特徵，就不能說了解了中國，瞭解了這個東方民族。

中華帝國官僚階層最基本的思維模式和最顯著的行爲特徵是：徹底混淆國事與家事的區別。

關於“國”與“家”的概念，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從這塊大陸上有了“國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沒有清晰過。

中華帝國延續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從根本上講，是架構在以宗法血統爲基礎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從秦到清的帝國政治從來沒有和家族統治剝離開來。儒家學說從道德倫理上把“國”與“家”描繪成一個整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國家也是家庭的等級和階級模式。“齊家治國”是中國漢族人的道德宗師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後的中國人向來認爲治理國家不過是管理一個放大的家庭。中國封建社會的朝代歷史都是以某姓的一個家族“坐天下”爲標誌的。一個家族，甚至一個人物的興衰，便會成爲至今沿用的劃分中國歷史某個階段的絕對標準。這個特徵表現在政治行爲上，就是在中華帝國的國家政治中，“公”與“私”的區別、“國”與“家”的區別幾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國仇”。於是，某個人的個人命運就會影響抑或可能導致整個帝國的興盛或者危機。

西方人一直認爲自己的“個人主義”優於中國的“大家庭主義”，其實在中國，西方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根本不存在。中國人每一個人都籠罩在與生俱來的“個人家庭”和“國家家庭”的雙重包圍之中，每一個人都與生俱來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個人”過。無論是在道德倫理上，還是在國家政治中，每個人都將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統交織而成的契約，這個不會被時光割斷的契約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的。因此，中國從來沒有過西方意義上的所謂“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雖然中國人一向恥與談及“私有財產”和“個人價值”，但是，在漫長的封建帝制時代，“私產”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個國家——至少對帝國的統治階層而言就是如此。

於是，中華帝國的官員的所有行爲都是在爲某一個家族負責，而對這家族的負責就等同於對整個國家負責。同時，由於官員階層扯不斷的家族血統關係，所以官員們的所有行爲也是在爲自己負責，爲自己負責也等同於爲國家政權負責——中華帝國曆史上官僚們的個人悲喜劇，幾乎都是同一樣的模式：或者因爲得寵於“家長”而飛黃騰達，或者因爲冒犯了“家長”而滿門抄斬。這樣的模式被中國的所有文學藝術當成絕對的骨幹情節，弄得一個泱泱帝國的形象永遠像夫妻失和婆媳鬥嘴的張家堂屋或李家後院，弄得一部中華帝國的歷史永遠如同一本只記錄着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的瑣碎日子的流水賬。

中國人依賴和依附於家庭，因此，正如中國人對個人家庭的煩惱時不時要發些牢騷一樣，中國人發國家牢騷的民風也是世代相傳舉世無雙。而且，中國人就是喜歡這樣的歷史，他們評點起國事來如數家珍。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裏，世界上恐怕沒有比中華帝國的臣民對皇族“家長”式的統治更心安理得、更津津樂道、更心存依賴的了。這是也許是解釋中華帝國的歷史之所以苦難連綿的切入點之一。

大清帝國，從開國到完結，歷代皇室的名字是胤、弘、永、綿、奕、載、溥、毓、恆、啓。其中“載”字輩們統治的年代，是中華帝國曆史上最痛苦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