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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問題在於,這是李自己的選擇,並非高宗的意願。李李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爲迫於長孫無忌的壓力。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長孫無忌的個人權勢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後期那種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於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開國元勳、顧命大臣、首席宰相,從而決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獨一無二的權威和影響力。</b>
<b>與長孫無忌同朝爲相只有兩種選擇,爲其所用,或者爲其所滅。李看得比誰都清楚。所以他寧願選擇第三條路——惹不起就躲着走。其實很多時候,逃避並不是懦弱的表現,有時候反而是智慧的選擇。人要因時因事而變,這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以退爲進的戰術。</b>
<b>事實證明,李的做法無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急流勇退,遠離權力鬥爭的旋渦,那麼很難保證他不會在隨後的房遺愛謀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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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或許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當高宗李治意識到長孫無忌的權勢正在極速膨脹,而自己卻日漸陷入大權旁落、任人擺佈的困境中時,他纔會突然間明白李當初主動隱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領悟李保存實力的政治智慧。與此同時,李治當然也會回想起太宗當年給他安排這個輔弼大臣的深意。</b>
<b>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決定讓李復出,將其擢升爲三公之一的司空,顯然是希望他對長孫無忌形成制衡。李的司空一職其實也沒有多少實際職權的榮譽銜,但是鑑於其階位僅次於身爲太尉的長孫無忌,並且李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託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當於恢復了李朝廷二號重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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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李的這個職位變動也未嘗不是在釋放一個政治信號,它意味着——在長孫無忌高歌猛進、節節勝利的權力擴張中,高宗李治終於可以藉助李的復出,對長孫無忌實施一次反擊。</b>
<b>雖然此次反擊是李治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極其微弱,微弱到無法引起長孫無忌的警覺。儘管如此,假如皇帝連這一點微弱的反擊都做不到,那麼帝國的整個最高決策層就會變成清一色的長孫班底了。</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