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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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夷意在要求，尤當不動聲色，加之防範，屆時唯有隨機應變，以絕其詭詐之謀。葉名琛在粵有年，熟悉情形，諒必駕馭得宜，無俟諄諄告誡也。

皇帝陛下已經亮明態度，要“絕其詭詐之謀”，因此葉名琛只得照辦。仔細分析咸豐皇帝的反應，可以說其實這是一種本能反應：十二年前洋人們讓大清帝國蒙羞，這個傷痛是無法忘記的，包括《南京條約》等一系列條約在內，已經讓大清帝國給了洋人們一個交代。現在洋人們又要索取，這在咸豐皇帝看來是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本能地就會產生一種排斥心理。然而這種本能的、非理性的判斷，以後世的觀點看，實在不利於大清帝國在列強之中的生存。事實也證明了咸豐皇帝的不理性最終導致了大清帝國再次蒙羞，而且從實際負責人葉名琛的個人素質來看，他也不是個合格的執行者。

咸豐皇帝的明確指示，等於讓身在廣東的葉名琛拿到了尚方寶劍，他可以全權處理本次洋人們提出的修約事宜。然而葉名琛雖然勤於職守，卻性格古板，《籌辦夷務始末》中說他處理問題“頗自負，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這段記載說明，葉名琛或許是個盡職盡責的官員，但卻不是個合格的外交家，以這種傲慢、簡單的態度對待外國人，也就註定了本次修約事宜不可能會有好結果。

咸豐四年（1854）二月，英國公使包令發照會給葉名琛，希望雙方能夠見個面。葉名琛雖然同意見面，但條件是必須在廣州城外的洋行，而包令堅持要在城內的官署，雙方各不相讓，最終沒能形成統一意見，此事不了了之。

英國人明白葉名琛的這種反應，其實就是在逃避修約，爲此包令聯合美國公使麥蓮決定另闢蹊徑，發照會給兩江總督怡良要求會晤，但是也遭到了怡良的拒絕，理由是包令沒有攜帶國書，而且條約裏也沒有“兩江總督與各國公使議事之說”。一直到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麥蓮在崑山會見怡良時，要求修改條約，允許長江通商，甚至表示只要清政府同意這個要求，他們可以協助鎮壓太平天國。怡良依舊不爲所動，表示麥蓮應該回去繼續找葉名琛去反映，畢竟修約事宜是廣東欽差大臣管理的事務，自己不能越權。

咸豐皇帝得知英美公使先後向葉名琛和怡良提出修約的消息後，指示軍機大臣“唯各國通商事宜，向歸兩廣總督專辦”，也就是說修約事宜除了葉名琛之外，所有大臣全都不得插手。而且他還諭令怡良、吉爾杭阿等有關大臣，對於公使的要求，必須予以拒絕，千萬不要被他們的謬論所蠱惑。

六月九日（7月3日），英國公使包令在上海會晤江蘇巡撫許乃釗，要求修改條約，許乃釗允諾包令可以向皇帝陛下奏明此事。沒想到就是因爲這句話，許乃釗被咸豐皇帝以辦理夷務不當爲由而革職，任命吉爾杭阿爲江蘇巡撫。

有了許乃釗的前車之鑑，除了葉名琛之外，所有人在面對三國公使時，都回避修約事宜。從六月到九月，三國公使一直沒有停止修約的努力，他們先後向怡良、葉名琛、吉爾杭阿提出修約請求，從江蘇到廣州、香港、上海都留下了公使們的足跡，他們甚至宣稱要向咸豐皇帝申訴，即使這樣也沒能得到些許回覆。

吉爾杭阿在彙報中認爲，應該再派一員欽差大臣會同兩廣總督妥爲查辦。如果洋人說得有道理，不妨就同意修約；如果認爲洋人們的說法荒謬，乾脆就直言拒絕。

吉爾杭阿的意思就是，皇帝陛下不要模棱兩可，因爲他深知如果把洋人們惹惱了，他們是會架上大炮的。但咸豐皇帝依舊是不置可否，這一點我們從他的諭旨中就可以明顯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