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發現使命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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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來,慕尼黑謠言四起,瘋傳又要發生一次武裝暴動。1923年秋季,在巴伐利亞州首府擁擠不堪的啤酒館裏和樹木蔥蘢的室外咖啡館,人們經常聽到一個魔咒般的單詞:losschlagen.2這個單詞在德語裏的意思是“進攻”、“打擊”、“聽任……發展蔓延”。每個人都想知道,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將會採取什麼樣的進攻行動。另外,巴伐利亞州的幾股鼎足勢力——由文官武將組成的執政三巨頭這樣一個奇特的領導班底——又將會採取什麼樣的進攻行動呢?必須有人出手發難。希特勒希望向“罪惡巢穴”——柏林進軍,推翻魏瑪共和國政府。巴伐利亞議會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威廉·霍格納回憶說,當時在大多數巴伐利亞人看來,希特勒的上述想法確實不錯。他寫道,在動盪不定的年代,可能會發生武裝暴動已經成爲巴伐利亞首府民衆的一個“堅定信念”。3希特勒指出:“人們從房頂上發出吶喊,支持武裝暴動。”4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五年裏,德國經歷着國家鉅變,社會動亂,整體時局每況愈下。戰爭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歷史悠久的君主制紛紛倒臺。自1815年維也納會議起,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世界開始分崩離析,千瘡百孔。根據新的獨立主權國家要求,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被重新劃分,人口也發生變動、遷移。德國喪失了海外領地,被從大規模殖民活動中排擠出去。在俄羅斯,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奪取了國家政權。魏瑪共和國——那是德國首次徹底實行民主制度的一次嘗試——一直根基不穩,更換了7個首相,經歷了9屆政府內閣。5擁有400年悠久歷史的霍亨索倫王朝的君主政體在戰後1918年,突然被從未經過檢驗的議會制所取代。此舉並未得到右翼民族主義者、軍方大多數官兵以及各部分政治精英的完全支持。就連共和國第一任國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總統也一直態度矛盾。這位社會民主黨領袖曾希望在1918年11月愷撒·威廉二世退位後實行英國式君主立憲制,他反對共和國在政府最高統治職位上安插一個沒有統一作用的世襲人物。“你根本沒有權力宣告成立共和國”,他曾經對菲利普·謝德曼怒吼道。後面這位政治家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從德國議會大廈的一扇窗戶裏宣告成立共和國。6
20世紀20年代初期,急劇崩潰的經濟形勢迫使一些社會羣體渴望鐵腕人物迴歸,甚至渴望恢復君主制。1923年是德國自1918年在一戰中慘敗後最艱難的一年。國內惡性通貨膨脹已達到1美元兌換4.2萬億馬克的驚人程度。7一條麪包售價2000億馬克,一隻雞蛋售價800億馬克。一張劇場入場券,有時用錢買不到,必須用兩隻雞蛋去換。更糟糕的是,人們的銀行存款全部打了水漂。農民在大豐收的情況下也不願意按着第二天就變得幾乎毫無意義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農產品。食品短缺引發了騷亂。面對着不斷惡化的通貨膨脹形勢,德國政府只是一味地印製更多的鈔票,有時人們得用手推車載着大量鈔票去購物。
勢不兩立的激烈政治紛爭使德國國內四分五裂。左翼極端主義者(共產黨人)和右翼極端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以及一些種族主義派別)相互爭奪生存空間,中間還夾雜着無數其他派別組織。1920年,由瓦爾特·馮·呂特維茨和沃爾夫岡·卡普領導的一次政變(後稱爲“卡普政變”)佔領了柏林四天,趕在政府垮臺之前將其從城中驅逐出去。那時政治暴力猖獗,敵對勢力早在1919年就殺害了共產黨領導人(當時被稱爲斯巴達克斯黨成員)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在1919年至1922年之間,右翼團體總共實施政治謀殺達350次,進一步加劇了魏瑪共和國初期那種“對暴力表現出的道義冷漠”的社會氛圍。8有個被稱爲“執政官組織”的右翼恐怖分子小集團,殺害了簽署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議的德國政治家馬提亞·艾爾茲貝格,以及德國外長瓦爾特·拉特瑙,後者是猶太人。
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甚明朗,這也加重了國內的不滿情緒。根據1919簽訂的《凡爾賽條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落入法國之手,上西里西亞地區劃歸波蘭。爲此,大部分德國人怨氣沖天。再者,自1918年起萊茵蘭地區主要由法國軍隊佔領,隨後不久,法國軍隊又佔領了德國工業中心魯爾地區。這進一步激怒了德國人。1923年1月比利時和法國的軍隊六個整編師9(其中包括一些來自法國在非洲殖民地的塞內加爾士兵)佔領了生產煙炭和鋼鐵的魯爾地區,包括杜塞爾多夫、杜伊斯堡和埃森等重要城市。這次入侵是對德國未能支付戰後賠款的正式報復行動。但是許多人認爲,法國總理當時主要是尋找一個方便的藉口,力圖沿德國西部同法國、比利時與荷蘭接壤地區劃出一個緩衝區,同時又能進入德國煤田。這種帶有侵略性質的重新劃分疆土的舉動遭到英國反對。由於大部分拖欠的戰爭賠款要以煙炭和實木電線杆等實物形式支付,所以有位英國政治家抱怨說:“自特洛伊木馬時代以來,對木材的使用沒有比這更耗損的了。”10
動亂不安的形勢促成了適合開展革命、暴動和暴力活動的社會氛圍。柏林政府號召對法國入侵者進行消極抵抗。工人們舉行了罷工。有些德國人開展積極抵抗和破壞活動。一些人遭到逮捕、審判,最後被法國行刑隊處決。有位名叫艾伯特·里奧·施拉格特的右翼人士,在從事破壞活動被逮捕後遭到槍決,成爲國家烈士和納粹英雄。德國人舉行政治反抗雖然感覺良好,但是卻造成極其嚴重的經濟後果:非常重要的工業生產幾乎全部停滯,失業局面已經失控。爲了彌補薪金和福利方面的損失,德國政府採取了增加貨幣印製發行量的措施,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惡性通貨膨脹。柏林、漢堡、科隆和其他城市爆發了絕食抗議活動,迫使德國警察和軍隊向飢腸轆轆的德國人開槍鎮壓。
一戰結束後,德國很快遣散了大批軍隊,致使勞動力市場上又湧進500多萬人,其中許多人沒有工作機會。但是他們全都在一項技能上受過訓練,那就是對敵作戰。他們有很多的作戰理由。人們認爲,由於受到無法控制的離心力的驅使,他們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結構均受到威脅。魏瑪共和國的“正常狀態就是危機”,歷史學家戈登·克雷格這樣寫道。11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中“唯一戰爭罪責”條款使德國人蒙受恥辱,讓他們揹負着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滅頂之災的125億美元鉅額戰爭賠款。即便是“黃金二十年代”(主要在柏林呈現出的先鋒文化興盛時期)初期,在德國許多地方,尤其在巴伐利亞,也被視爲首都墮落頹廢、四分五裂的證據。
對上述問題爭辯最爲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亞。作爲希特勒納粹黨的老巢以及其他許多持有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黨派團體發祥地,巴伐利亞州是德國聯邦中難以駕馭的變節者,他們不斷提出特殊要求,拒絕接受國家裁決,揚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獨立發行貨幣,建立郵局和鐵路網。巴伐利亞是僅次於普魯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瑪共和國的眼中釘,德國的暴動之都。雖然巴伐利亞自稱“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後卻經歷了起義動亂的時局。那一年由一位鬍子蓬亂,名叫庫爾特·艾斯納的知識分子領導的左翼示威遊行,一夜之間就把巴伐利亞國的統治者趕出了王宮。艾斯納在三個月之內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失敗後,被殺害在慕尼黑的一條人行道上。大混亂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產階級感到驚恐的是,一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掌握政權居然可達三個星期,只是後來被從巴伐利亞外面派來的右翼自由軍部隊採取暴力行動瓦解推翻。雙方進行了殘酷的鬥爭較量。
從那以後,巴伐利亞鐵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和潛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納粹黨徒。那些革命者同時也持有反革命立場;他們拒絕承認1918年11月那場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爲一個革命者站在這裏”,希特勒後來經常這樣說,“我也會反對革命,反對(政治)犯罪。”希特勒與許多激進右翼人士將1918年的革命者稱爲“十一月犯罪分子”。12前線兄弟會(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惱火的兄弟們(他們曾經在一戰戰壕里長期作戰)認爲,正是柏林市民在他們背後捅刀。“戰場上永不言敗”是他們的座右銘。他們的一位大英雄,一戰著名戰略家埃裏希·魯登道夫也從柏林搬遷到巴伐利亞,參加了頑固不化的種族主義政治活動。巴伐利亞甚至庇護過赫爾曼·埃爾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緝的“卡普政變”領導者。由於柏林政府中社會民主黨人(保守的巴伐利亞人將他們視爲馬克思主義者)經常佔有優勢地位,慕尼黑也就成爲支持德國、仇恨猶太人的各個種族主義運動派別流連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強硬路線的保守派新政府宣佈巴伐利亞將成爲“秩序的堡壘”,成爲和平體面的獨特宜居之地。在左派運動席捲德國其餘地方的困境中,這對於各個右翼派別而言具有特殊意義。巴伐利亞與以往那樣,仍然是個與世隔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