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跌入低谷 (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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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沉默被打破了。他又可以駕輕就熟地表現一番了。他無法放棄就歷史和政治問題以權威口吻高談闊論的機會。於是犯人和監獄教師便開始了一次頗爲經典的談話，說古論今，彼此論辯交鋒。希特勒聲稱，他只尊重兩個機構：一個是普魯士陸軍總參謀部，另一個是梵蒂岡的樞機院。“那麼你一定知道，”奧托說道，“普魯士總參謀部用了多長時間準備打最近一次戰爭，也知道像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那樣的革命者需要得到人民意志的支持。只憑口號，尤其是反猶太主義、反教權論那樣的口號，不會使忍飢挨餓的民衆走向街頭，衝破路障。……你和你的追隨者們爲什麼散佈針對猶太人和教皇權威的仇恨呢？在政治上我們可能成爲對手，但是如果你想要領導整個國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我們可以同舟共濟，相互支持。”
希特勒打斷了奧托的話語，對奧托進行反駁，不過仍舊繼續參與談話。最後奧托表示，希特勒對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所抱有的仇視態度是無法削弱的。“在他身上，我能夠感覺到的是他那種對於某一思想意識惡魔般癡迷的變態心理。”希特勒內心裏充滿了“虛榮意識和蠻不講理的教條主義思想”。奧托這樣寫道。但是第二天奧托獲悉，希特勒已經停止絕食。
希特勒不再絕食是否同與奧托見面長談有關，我們尚不清楚。被希特勒先前取而代之的納粹黨共同創始人安東·德雷克斯勒幾乎同時看望過希特勒，聲稱“在同一個已經放棄生存希望的人經過1小時45分鐘的鬥爭較量之後”，他終於說服希特勒爲了納粹放棄死亡的念頭。另據普希·漢夫施丹格爾透露，他的妻子海琳——就是在希特勒被捕前從希特勒手裏奪下手槍的那位女士——也起了決定性作用。“她託人捎信說，她當時阻止他自殺不是讓他以後把自己餓死。”29還有一位女士對希特勒也有一定影響，她就是舒伯納-裏希特的遺孀。她的丈夫在暴動隊伍當天進入音樂廳廣場時被射殺在希特勒身旁。她裹着嚴嚴實實的面紗，身穿喪服前去探望希特勒。她的到來意味着諒解，也使希特勒相信他的追隨者仍然支持他。希特勒的律師洛倫茲·羅德在11月24日那天也探望過他，後來對黑姆裏希說希特勒同意結束絕食。30
據看守回憶，希特勒喫的第一頓飯是一碗米飯。黑姆裏希心想這位犯人又重新獲得了“求生的意志”。只不過前一天有位前來探望希特勒的人說，希特勒的左臂“仍然不能使喚”。31但是希特勒又有興趣向別人講述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把他的思想寫下來。律師洛倫茲給州檢察官寫信，要求允許給希特勒送去一本“韋伯編纂的德語詞典，五卷叔本華的著作，還有紙張、自來水筆、筆筒和一支鉛筆”。32
不久，希特勒又從另一位女性崇拜者那裏受到鼓舞，信心大增。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1883年逝世）的英國出生的兒媳威妮弗蕾德·瓦格納，在希特勒於數月前拜謁瞻仰位於拜羅伊特的瓦格納舊居和墓地時，對希特勒一見鍾情。威妮弗蕾德·瓦格納同英國出生的種族主義作家休斯敦·斯圖亞特·張伯倫33一起，想盡辦法表示對希特勒及其事業的支持。在希特勒暴動失敗、身陷囹圄之後，威妮弗蕾德組織併發起了一次書信簽名。那封過於動情的書信總共吸引了1000人的簽名。“我們對您所懷有的熾烈的愛勝過以往任何時候。”那封書信一開始這樣寫道。威妮弗蕾德在信中附上了一封致“尊敬的、親愛的希特勒先生”的個人短信（發表於12月1日），這種稱呼比平時更顯得親近熱情。她附上了一份由她的丈夫西格弗裏德·瓦格納（同他父親一樣也成了一名作曲家）創作的歌劇腳本《馬林貝格的史密斯》（The Smith of Marienburg）。“如果這本小書能夠幫助你度過一些漫長的時光，就算它盡了微薄之力。”威妮弗蕾德寫道。34
希特勒結束了絕食，但仍然抵制審問。在遭到希特勒粗魯拒絕的官員中就有巴伐利亞州檢察官路德維希·施滕格萊因。此人專門負責起訴希特勒及其他被控犯有叛國罪，蓄謀用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動參與者。施滕格萊因孤注一擲，決定派出那位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副手漢斯·埃哈德同那位納粹黨人會面。埃哈德當時36歲，比希特勒大兩歲。他認爲自己能夠摧毀希特勒的沉默之牆。但是當這位副檢察官帶着他的速記員和打字員於12月13日來到時，希特勒仍然像以前那樣頑固不化。“我不是罪犯，我不會讓自己像罪犯那樣受審。”他哼着鼻子這樣說道。
據埃哈德後來回憶說，希特勒對自己的憤怒表現頗爲自得，既質疑眼前這位官員到來的合法性，又拒不承認法院的司法權。希特勒表示，他不會對埃哈德披露暴動的任何細節，因爲他想“只在法庭上……打出自己的王牌”。但是，那位生性敏感的埃哈德倒是首先打出了自己的一張小小王牌：他讓速記員和打字員離開了要塞二樓的接待室。這位年輕的檢察官在消除了官方及罪犯調查陣勢之後，面對面同希特勒在一個小房間裏單獨相處，沒有任何旁聽者。現在他們兩人可以直接交流了。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禁不住又要滔滔不絕大發一番宏論，他也的確這樣做了。35
在上午和包括下午部分時間在內的五個小時裏，阿道夫·希特勒與漢斯·埃哈德漫無邊際、毫不掩飾地探討了許多問題。在那次長談中，希特勒至少在暴動事件上，在巴伐利亞執政三雄種種糾葛關係上，以及在他個人的歷史作用和應對未來審判的個人計劃上，把自己的認識和想法和盤托出，毫不保留。“我從未拿出一支鉛筆或抽出一張紙來。”埃哈德回憶道。“希特勒漸漸地放開手腳，不再感到拘束。‘我在談話時能夠找到適當的詞語，可是我一提筆來寫卻找不到適當的詞語。’希特勒說道。他還說口授不適合他。但是我當時無法使他簡潔清楚地回答一個毫不含混的明確問題。他一談起政治就滔滔不絕。”
希特勒“講起話來喋喋不休，吐沫亂飛，我就差撐把傘遮擋一下了”，埃哈德回憶說道。在希特勒那番廢話連篇的長篇大論中，埃哈德終於能夠歸納總結出希特勒在後來註定轟動一時的審判中有可能運用發揮的一些論點。36希特勒已經準備好自己的辯護詞。首先，他認爲人們不可能針對魏瑪共和國那樣的國家犯下叛國罪。因爲在希特勒看來，魏瑪共和國本身就建立在叛國基礎上。希特勒認爲，由社會黨人領導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對德國人民的背叛。在他看來，以後的任何一次選舉都沒有使魏瑪共和國合法化，因爲他們沒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那場革命是合法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