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獄中老闆 (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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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茨貝格要塞牢獄關押的犯人向來很少，但這一次關押了40多個犯人，生活條件總體上比較舒適。同二樓的那些犯人一樣，一樓的犯人也有一個供就餐、休閒放鬆用的休息室。他們可以在那裏讀書看報、打盹兒、吸菸、寫信，或者什麼也不做；他們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常見的囚服），可以擁有個人物品，包括小折刀。只有錢必須上交到監獄看守那裏，由看守把每個人的錢存在自己的監獄賬戶上。記有個人賬戶的總賬每週更新一次。這些“不剝奪榮譽的犯人”不必幹活，甚至也不必整理牀鋪。打掃房間整理牀鋪，還有全部室內雜活，包括清理垃圾、擦鞋、送飯這些事情全都由僱來的人負責幹了。他們是從蘭茨貝格主體監獄中挑選出來的幸運者，獲得了在要塞牢獄裏充當特殊服務員的工作。8按照規定，他們不能和參加過暴動的犯人說話。不過他們認爲在這些犯人的牢獄裏工作是一種優待。每天他們給希特勒和他的手下人送過飯後，可以喫剩下的任何飯菜。要塞牢獄的犯人們在一樓和二樓休息室裏的公用餐桌上一起就餐。

對於以前參加過暴動的那些犯人而言，蘭茨貝格監獄裏的生活確實不錯（他們也是綁架者、竊賊、破門入室的竊賊、破壞分子。如果把四名警察被殺的罪責算在他們頭上，他們還是殺人罪同謀）。他們的日常活動自由自在，豐富多樣，不會感到單調乏味，至少在天氣溫暖的月份裏是這樣。“我不會抱怨這裏的生活單調乏味，”赫斯在寄給父母的書信中寫道，“我是個腦力工作者，直到早晨7點半爲止。喫過早餐後，從8點到11點，我又是個‘用拳頭（手）幹活的工人’，幹劈柴的活。這種活動對健康非常有益，因爲我可以用斧頭砍些樹根，每小時還能掙20芬尼[2]！希特勒說他寫完書也會來幹這個活兒。幹完後洗個熱水澡。11點35分，喫一頓分量很足的午餐。然後小睡一會兒，喝點茶，接着再幹‘腦力工作’。7點45分至8點，喫過晚飯後，我們可以再到外面自由活動，玩玩遊戲，或者同希特勒邊走邊聊。接下來我們又聚在室內——希特勒、克里貝爾中尉、韋伯博士，還有我——在一起喝茶，喫些油酥點心。這種點心一直會有人送過來。”9

有人把蘭茨貝格監獄的生活比作旅館生活，比作礦泉療養地的生活。同一樓狹小房間的擁擠生活條件相比，要塞牢獄二樓可稱爲度假營。無論怎樣稱呼，蘭茨貝格要塞牢獄是巴伐利亞最舒適的罪犯監獄。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把這一點視爲巴伐利亞司法系統具有右翼傾向的又一證據。被判犯有政治罪的左翼人士幾乎全都被押送到下肖嫩菲爾德監獄（Niederschönenfeld）。這所監獄位於蘭茨貝格監獄以北57英里處，生活條件非常艱苦。

住在二樓的那五名“不剝奪榮譽的犯人”——希特勒、克里貝爾、韋伯、莫里斯與赫斯——過着近乎修士般的生活。他們的主要活動就是閱讀、寫作和聊天。住在一樓的那些犯人則是一幫吵吵嚷嚷的傢伙。他們中間幾乎沒有軍官和專業人員。他們自稱爲鄉村野孩子，在行爲舉止上也有相應的表現。“房間裏總能聽見大聲嚷嚷，一直有人不停地出入十一號房間。”卡倫巴赫寫道。他們相互開一些惡作劇的玩笑，欺凌新來的獄友，虛構戲劇，創編詩歌，按着原有節奏編唱新歌。在十一號房間裏，卡倫巴赫提出了《體面行爲和生活秩序十項注意》，內容包括“禁止往花盆裏扔菸蒂……這裏不是貧民窟，不是酒吧”；“禁止把衣物扔在椅子上，因爲我們有衣櫃”；另外還可以偶帶惡意的筆觸寫道：“禁止大聲喊叫……這裏不是猶太人學校”。

在娛樂方面，他們甚至還用一把小提琴、一把魯特琴和一個帶響鈴的自制“土耳其新月”組建了自己的“蘭茨貝格監獄樂隊”。擔任小提琴手的是約瑟夫·格魯姆，他原是慕尼黑警察，納粹黨祕密成員，暴動期間被捕入獄。蘭茨貝格要塞牢獄完全成了一個歡樂之地。“我們在此受到的待遇無可挑剔，”赫斯在一封家書中寫道，“完全符合‘不剝奪榮譽’這個說法。”

遇到特殊場合，比如生日、假日和多個週六晚上，住在二樓的那五位要塞重要人物（他們的住處被一樓犯人稱爲“陸軍元帥山”）便走下樓來，與步兵們共進晚餐。希特勒這位城堡之王坐在長桌首席。每個人都竭力保持着嚴格的軍事風範，立正站立，直到希特勒到來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他們便開始痛快地隨意飽餐一頓。他們聚餐時往往默不作聲，喫得飛快，直到希特勒最後按照德國傳統發出一聲進餐時間的問候，"Mahlzeit!"[3]聚餐就此結束，然後大家圍坐在餐桌旁開始輕鬆隨意交談一段時間。香菸、雪茄和菸斗紛紛亮了出來。可以想見，聚餐後的談話最後常常變成希特勒的個人獨白。他從不介意自己在衆人面前誇誇其談。由於坐在餐桌旁邊的這些人，在他看來最接近啤酒館裏的聽衆，於是他常常開始朗讀一些正在寫的書稿章節內容。據黑姆裏希披露，每逢這個時候，前來聚餐的犯人都被希特勒的高談闊論給迷住了。“我們聽着他的話語，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只感覺時間過得飛快。”卡倫巴赫回憶道。

有時，特別是在下雨天無法去花園裏散步的時候，希特勒就於上午10點在休息室裏舉辦講座，給他手下的那些人講一些政治和世界史方面的內容。希特勒就像一位認真負責的老師一樣，甚至還用上了擺在房間裏那個安裝着木架的教學黑板。據卡倫巴赫回憶，希特勒給身邊那些全神貫注的聽衆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在維也納的貧困生活，講述了從有缺陷的跨國議會中吸取的重要教訓，以及（具有強烈反猶太主義傾向的）市長卡爾·盧埃格爾的偉大業績。卡倫巴赫寫道，希特勒“往我們的頭腦裏強行灌輸”的概念包括“民族與種族，鮮血與土地……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方面的內容。在希特勒的信念體系中，保護自己的種族是最高價值觀，讓怒火沖天的德國人接受這種觀點並非難事。

但是希特勒已經逐漸放棄完全對抗性的破釜沉舟式武力政治，轉而信奉政治行動理念，主張在對抗勢力中實現和解，在德國建立一個統一的新社會，即希特勒所說的民族共同體。希特勒在審判法庭上最後所做的辯白陳述中曾經預言，總有一天在音樂廳廣場相互以血相濺的那些人會手挽手並肩前進，組建共同的“師”、“團”聯盟。他表示，在蘭茨貝格他終於認識到“我們再也無法用武力贏得政權；國家早就充分鞏固了自己，擁有必備的武器”。放棄武力政治（通過革命推翻國家政府），轉而走選舉之路，擁抱自己的舊敵，這讓許多強硬的納粹分子難以接受。據希特勒自己披露，當他還被關押在蘭茨貝格監獄時，“我的許多支持者從未理解”這種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