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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
爲天下理財，不爲徵利；
辟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
幾個排比句如同牀子弩射出的一槍三劍箭，一記一記地扎向舊黨的心窩。
這短短几百字的文章，王安石將他超絕於世的文采揮灑得淋漓盡致，韓岡至今都能背下全篇。在正文中的最後一段“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安石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安石之所敢知。”此等煌煌雄辯之言，尤其讓韓岡激賞不已。後來他受到監安上門的鄭俠彈劾，上殿自辯時，也順便借鑑了一下。
但一個巴掌拍不響，王安石能寫出這一篇佳作，全是靠了司馬光幾封書信的刺激，韓琦、富弼和文彥博可都沒有一個能做到。
而且王安石還說司馬光是反變法派的赤幟，當時文彥博可就在樞密院中，擔任着樞密使。對新法反對最爲激烈的文彥博，都已經喊出了“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但在王安石眼中，依然不是赤幟。可當天子要任司馬光爲樞密副使時，便就是爲異論立赤幟。王安石對司馬光的看重，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韓岡覺得，司馬光應該不喜歡王安石的看重。
他是想要有所作爲的官員，距離宰執曾經只有一步之遙，世人也都視其爲宰相之才。正常來說，五十到六十歲，應該是一名官員站在一生最高點的時候，王安石便是如此。吳充、馮京、王珪也無不是如此。可司馬光卻因爲政見相異的關係，卻硬是被王安石逼得在洛陽寫書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