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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認爲天下財富自有定數，薛向的觀點可比司馬光的觀點進步多了。
大宋內部和平百年，邊患真要細論起來只能算是癬癩之疾，但人口已經快要達到土地允許的極限，而田地的增長也快要到了極限，工商業至今還僅僅是補充。這樣的社會，其每年生產出來的財富基本上就是一條略微向上的直線，而且絕大部分的增長還都被同樣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於人口增長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隱隱地下降之中。
儘管此時工商業發達，但從朝廷稅賦的構成上來說，依然是徹頭徹尾的農業社會。所謂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就僅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隱約看到了這一點，可他由於本身的侷限性，所創諸多新法，除了農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關財計的政策，便民貸、均輸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從本質上說，無一不是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從士紳階層手中，將他們過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歸國有。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而司馬光和王安石所爭的，就是這份收入，是應該給國家多一點，還是留給士紳階層多一點。
至於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在新舊兩黨的交鋒中，從來都是拿出來的幌子而已。
無論是變法前、還是變法後，他們的收入並沒有多少區別。免役法，讓五等戶也要交免行錢，不比過去，做衙前做到傾家蕩產的，都是三等戶以上的富戶。但便民貸，則讓底層的自耕農少了一份盤剝，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地方大戶可以將欠債的自耕農的土地收來抵債，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規模這麼做，鬧出亂子，他們少不了被彈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對於朝廷的政策而言，還是雨水多寡對於百姓們的生活水平影響還要更大一點。
元豐元年是趙頊即位以來難得的豐年，由於稅賦的數額大體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財政收入沒有太大的變化，相對的，百姓們留在手上的錢糧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