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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乱世，墨翟既知天志又知战阵，适子亦然。是故适子既可以解释天志自然以为巨子，又可以手握兵权天下莫敢不从。若是将来，手握军权之人就一定可以知晓天志解释自然吗？届时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士人的话，正是此时刚刚开始流传并且发扬的法家学说的一个变种。
原本历史上确实出现了“儒墨无限可分”的情况，儒家八分不提，墨家也是三分，三分之后又三分，最后既有走到法家那边的，也有走到道家那边，还有走到复古武士精神那边的。
互相批判，彼此争斗，最终也不得不独尊一学，以为正统，这是一个文明的广义上的神权之争。
不得不说，这个士人说的问题的确存在，但事实上却并不危险。
当年商丘城下墨家改组之后，适没有选择走练兵掌握军权，然后等到以后清洗军事政变的路线。
而是从那时候起就是整个墨家最先守规矩的人，从墨子的书秘开始做起，掌握了内部党建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再抓经济和军事，而经济和军事只是辅助，最终他有“解释天志自然”的大义，由此而成为的巨子，而非是一场军事政变。
他没有办法解决士人所说的那个情况，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准备让墨家粉身碎骨将来分出诸多不同的流派的。
墨家现在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要将墨家最开始的基本盘小农、小市民、小生产者们碾碎的。这其中当然会有反抗，会有不满，这种反抗和不满，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到成熟，直到有一天这些被碾碎的阶层一无所有只有出卖劳动的时候，天下的问题就简单多了。
就像是适一贯的做法一样：他解决不了当年曲阜人问墨子的那个问题，即我爱邹人胜过爱越人，爱鲁人胜过爱邹人……适的解决办法是解决掉鲁人越人邹人，变成天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