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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動員體系運轉三個月之後，在施佩爾天才般的努力之下，德國終於真正建設成了國家社會主義，那一套國家定價、渠道控制、統購統銷、按需分配的套路玩得比斯大林同志還溜，除資本和財產還屬於個人所有外，其餘一律走上了國家管制的道路，各類生活物資基本是按照人口和家庭實際供養情況憑票證供應的，肯定不能算充裕，但可以充分保證生活所需。
以食品爲例，德國人用特有的精細和科學精神進行了計算，保證普通居民配給的食物熱量一直穩定維持在2400-2450大卡區間內——在適宜活動量的基礎上，該熱量供應程度既不會讓人長胖也不會讓人捱餓，不過肉類的供應有所削減，土豆的供應量增加了，該數字與戰後的豐裕社會相比當然看上去是寒酸了一點，可如果將主要交戰國的水平進行橫向對比，這個水平不低，此刻蘇聯的食物供應不到1800卡，英國本土食物供應大約爲2100卡，德國依然維持了較高水準，在主要交戰國中大約只有美國能超過這個水平，但美國本就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發達農業國家，所有消費是以巨大的浪費爲前提進行配置的，而且在美國較高的平均水平基礎上是深刻的不平均。
希姆萊的黨衛軍和馬丁·鮑曼的蓋世太保最近依然忙着往集中營抓人，這回倒黴的可不是猶太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他們很多人已被釋放出來赴各處礦區或者波蘭的集體農場去參加強制勞動了，集體農場勞動力還有一個重要來源是從東線轉移過來的紅軍俘虜，不過與蘇聯方面採用集體農場剩餘產品全部收繳國有不同的是，施佩爾採用了交足定額以後全部歸勞動者個人的做法，同時又將土地切割成相對小塊分給這些人耕種，認爲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至於原來擁有土地的波蘭人去處，霍夫曼沒問，施佩爾也沒多說，隨便一想就能知道他們的去處——不外乎是東南歐和芬蘭的各處礦場與工廠的強制勞動，這事情霍夫曼認爲沒法多說什麼——波蘭當局在戰前瘋狂迫害德裔、與德國政府爲敵的時候就應該會料到會有這麼一天，更何況與希特勒殺掉幾百萬波蘭人相比，讓他們去強制勞動其實還是挽救了他們的性命。
很多個集中營因爲關押人口減少而關閉了，其中就包括霍夫曼相對熟悉的奧斯維辛、達豪等集中營，不過目前德國本土還有集中營，在裏面關押的都是德國國內的政治異議分子，要麼是腦子壞掉、對英美或布爾什維克一臉幻想的小布爾喬亞們（比如白玫瑰成員），要麼是過慣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日子的奸商，還有就是各種各樣抵制總動員體系的人士，最後一部分是體制內的貪污犯——他們憑藉各種各樣的手段巧取豪奪而被查處，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鐵拳面前，凡是敢於和體制作對的人物不會有好下場。用馬丁·鮑曼的話說，叛國集團中幾十位將軍、元帥這樣顯赫一時的人物都被我們送上了絞刑柱，還怕治不了區區你們？至於貪污腐敗分子，任何政府和黨派都是有的，特別是在政府權力如此之大時，此類現象不太可能根絕，無論希姆萊和馬丁·鮑曼後世對他們的口碑如何，至少在個人操守上還是無可指摘的，他們都對腐敗和貪污沒什麼興趣。高層領導中唯一膽戰心驚的就是裏賓特洛普，在戈林倒臺之後就屬他的作風最經不起嚴格查驗，希姆萊和鮑曼已經隱晦地指出要清理門戶，但霍夫曼考慮到剛剛清算過叛國集團，不想如此大動干戈，只把裏賓特洛普叫過來狠狠訓了一頓，這傢伙立即很知趣地奉上了有關腐敗所得，事情便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學者出身的霍夫曼已逐步在適應政客的角色。
11月8日是啤酒館暴動29週年的紀念日，按理霍夫曼是要出席的，不過他沒有像希特勒那樣對會見黨內老同志有興趣，藉口局勢緊張（正好是火炬行動的當口），而讓戈培爾代表自己出席了會議。在次日，奉命而爲的戈培爾博士在柏林體育館做了有關總動員和全面戰爭的演講，霍夫曼雖沒有親臨現場，但他還是通過廣播收聽了全過程——在戰後他看過許多次有關這次演講的片段，但沒有哪一次像今天這樣深入其境：
“你們想要一場全面戰爭麼？你們想讓戰爭比我們所想象的更具總體性和徹底性嗎？”
臺下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山呼海嘯般支持的聲音和雷鳴般的掌聲。
“我問你們：……如果元首和國家需要，你們每一天會工作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是十四小時，並且爲了勝利奉獻一切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