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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瑞典、葡萄牙這三個歐洲僅剩的中立國（西班牙公開宣稱自己不是中立國而是非交戰國）派出了記者和代表，然後與國際紅十字會的代表一起趕往卡廷森林，與他們同行的還有波蘭紅十字會（應德國新任總督紹克爾的請求）派出的一個由4名技術委員，1名總部代表（波蘭紅十字會祕書長卡斯臺爾仁斯基）組成的5人調查團。
記者和調查團成員被指點看了屍骸發掘地，然後還有一堆從死者口袋裏掏出來的雜物，包括1940年3月和4月的報紙和信件，甚至還包括一份4月11日的《真理報》，在查看現場後，德國當局提供了一份比較細緻的調查報告，裏面不但有被捕的紅軍內務部隊成員證詞，還有當地居民的指證，雖然調查團只進行了初步覈實，但很多人認爲這份報告描述的事實是可信的：
“……從1940年3月初到4月下旬，每天有2-3輛裝滿被捕波蘭軍官的車廂偷偷地運到格涅日多夫站來，他們被汽車運往鐵絲網圍繞的區域……每天都能聽到許多喊聲和槍聲。”
調查團還看到了許多被法醫檢驗過的波蘭軍官的屍體，傷口無例外地是用轉輪手槍子彈打的，子彈打進後腦勺又從前額出來。卡斯臺爾仁斯基在調查報告裏寫道：“很顯然，傷口是同一性質的，射擊的是同一個方向，所有射擊都是用手槍——軍官都是近距離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屍體被緊緊地背綁着手，這可能是他們進行過自衛和反抗。他們身着波軍軍服，佩戴着獎章、裝飾品、校級的標誌，褲子和鞋這些東西都尚完好……我還看到了兩位將軍的屍體，他們被證實是斯莫拉文斯基將軍和博哈羅維奇將軍，這從他們的將軍級鑲條的標誌上可以看出。”
現場記者還從大量的死者日記中發現了大屠殺的受害者之一索爾斯基少校被殺前的一份記錄，記錄就在他的屍體旁：“……凌晨3時30分，一小分隊波蘭軍官被蘇軍從被關押的白俄羅斯的一個軍營科澤爾斯克帶到斯摩棱斯克，早晨5時前幾分鐘，我們被叫醒並被押上囚車，然後到了一個小樹林，看來那裏是一些別墅。在那裏除腰帶和鉛筆刀外，他們取走了我們的戒指和手錶，那時手錶指針指向6時30分，他們會將我們怎麼樣？……”——大約幾分鐘之後，索爾斯基即遭槍殺。
攝影記者們拍攝了大量照片，文字記者則抓緊時間記錄他們看到的、聽到的東西，現場十分安靜，屍體數目共有4000多人。至於周圍的德國人，除必要的幫助，對整件事完全不予介入，放任調查組調查——斯大林乾的好事自然有人會來揭穿，跳得最歡的是俄羅斯解放軍和俄羅斯民族委員會——從頓河前線緊急趕到卡廷森林的弗拉索夫上將大大秀了一把存在感，一方面對記者和調查團講話，對整件事情深表遺憾，代表俄羅斯臨時政府向波蘭方面道歉；另一方面又表示這是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的深重罪孽，他要做的就是率領俄羅斯解放軍推翻這個暴虐政權，建立新俄羅斯。
霍夫曼想得很清楚，既然要“逗”斯大林，藥的分量一定要下足，還要把弗拉索夫和俄羅斯解放軍拉出來刺激一下對方，在這兩天你來我往的交鋒中，波蘭流亡政府和俄羅斯臨時政府一時頻頻出現在報端，成爲世界輿論共同關注的焦點。
現在有頭腦的人士都能猜出事情真相是什麼，雖然丘吉爾在倫敦給波蘭流亡政府施加壓力，但這羣“腦子不清醒的混蛋”（丘吉爾原話）還是鬧得衆人皆知，再拉上一幫子“義憤填膺”、“不明真相”的議員，整體上鬧得亂哄哄的。
“元首，這次的新聞對打擊英美蘇三國同盟有多少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