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商讨 (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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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已经为我们工作了三十多年——三十年！你知道他为我们经历了多少危险，我们得到他多少情报吗？你能体会到我们不听他的忠告时他感到的挫伤吗？你能想象得到在三十年死亡徒刑中过日子是什么滋味吗？这样的人我们扔掉不管，这个国家还成什么样子？”穆尔说话温和但决心很大。总统是这样一个人，你说话在理，他就听从你的。

“要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把纳尔莫诺夫搞垮了呢？”佩尔特又质问，“要是阿列克山德罗夫集团取而代之，又完全回到以往的坏日子——更紧张的局势，更多的军备竟赛，那又怎么办呢？我们为了一个人的性命而牺牲这么多好时机，又该如何向美国人民作解释呢？”

“首先，除非有人泄漏，他们决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冷冷地说：“你也知道，俄国人是不会把这事公诸于众的。再者，把这个人象用过的克里内克斯〔Kleenex，美国的一种清洁纸名牌贷，用于饭后擦嘴、擦脸，或擤鼻涕。——译者〕擤鼻涕纸一样扔掉，我们又该作何解释呢？”

“同样，他们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除非有人泄露它。”佩尔特以同样的冷淡声调作答。

总统激动了。他的第一直觉本来是暂不采取转移行动。他怎么能解释清楚这种行动呢？不管是主张行动还是不主张行动，他们都是在研讨最好的办法，以防止发生对美国主要敌人不利的事件。可是你连这点也不能公开去讲。总统考虑如果你大声说出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报界就合激起一片紧张。苏联有数以千计的核弹头对准我们，我们不能冒险去得罪他们……

他回想起他同那个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安德烈·伊里奇·纳尔莫诺夫的两次面对面会谈。总统记得，他比较年轻些。在最初的几次谈话中，双方都很谨慎，试探着对方，既寻找弱点，也寻找共同点，寻求优势和妥协。那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或许真想改变事物的人，总统想——那是一件好事情码？要是他把他们的集中经济分散，引进市场力量并给它们一点自由（当然不要很多，只要让经济能够运行就行了），又该怎么办呢？有不少人在警告他，有这种可能性：假想一个国家，有苏联人那样的政治愿望，又有能提供民用和军用优质产品的经济作后盾。那会不会使苏联人重新相信他们的制度？会不会使他们在三十年代的那种使命感复活起来？我们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危险的敌人。

另一方面，有人对他说，根本没有“一点自由”那样的东西——你可以去问问海地的杜瓦利埃，菲律宾的马科斯，或者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鬼魂。事态发展的势头可能把苏联带出黑暗年代而进入政治思想的二十世纪。这可能需要一代人；也许两代，只要这个国家开始演化接近于一个自由国家，那有什么不好？历史还有另一个教训：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

可真难作出选择，总统暗自思付。我被人们回想起来，可能是个要把冷战恢复到你死我活程度的退化的白痴；也可能是那个希望豹子改变主意的波利安娜〔相当于我国的东郭先生，源于Eleanor Porter的小说。——译者〕，结果只是发现它的牙齿长得更大更尖了。我主耶稣，他眼睛看着那对话的双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考虑的根本不是成功，而只是失败的后果。

美苏两国的历史只有在一个领域里是平行发展的——我们的战后各届政府从来没有实现过人民的愿望，不是吗？我是总统，我应当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为这个人民才选我，为此他们才拿钱雇我。上帝呀，要是他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伙骗子。我们不是在讨论怎样去取得胜利。我们是在谈论谁会泄漏政策失败的原因。就在这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在。讨论如果某件尚未决定的事情出了毛病，该谁去承担罪责。

“哪些人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