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商讨 (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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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土宁的死能给他们极大便利。我认为这对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的协议是一次粗暴的违犯,可是……”
“可是我们可能是在和一个地位摆得很高的间谍打交道,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保护他。是的,我了解。扩大战果,瓦吐丁。”格拉西莫夫再次嘱咐。
弗利也是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他的桌子上有三个给红衣主教的胶卷暗盒。下一个问题是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交给他。谍报活动是一个内在互相联系的矛盾集合体。其中有的极为艰苦。有的带来危险使他希望继续呆在《纽约时报》。但有些又是那么简单,他可以叫他的一个孩子去处理。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经常出现:不是他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有时候喝了点烈性酒之后,在酒力影响下,就沉思冥想埃迪(他的儿子)就能够拿支粉笔去某个地方去做某种暗号。使馆人员常常在莫斯科街上走动,做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事。夏季里,他们在纽扣眼里戴上鲜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又把它们取掉——于是在监视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就焦急地注视人行道,看这个“暗号”是对谁而发的。一年到头都有人到处闲逛,拍摄普通的街景。事实上,他们几乎不需要有人告诉这样做。有些使馆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按照美国人的古怪脾气行事,去驱动那些俄国疯子。对一个反间谍人员来说,任何事都能是暗号:在停下的汽车里把遮阳板放下来;一包东西扔在前座上;车轮对准的方向。所有这些手段,有的是故意,有的纯系偶然,其效果就是让“二”字号的人为追究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而在这个城市里东跑西颠,忙得团团转。这事美国人比俄国人干得好,后者组织得太严密,不能真正随意行事。这些事把第二管理局反谍特务们的生活弄得十分悲惨。
可是他们的人成千上万,而美国派到大使馆来的(算上家眷)才不过七百人。
而弗利还得把胶卷送出去。他不知道为什么红衣主教总是拒绝采用“死投”方式。那是最为方便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死投物品看起来象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者其它任何普通而无害的物品,里面挖空装上要传递的东西。在莫斯科,砖头最受青睐,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砖头的城市,由于工艺很差,到处一样,许多砖头都松动脱落了,而它们形式的多样却是无穷无尽的。
另一方面,“擦身传递”的种类是有限的,而且全靠象橄榄球赛中作三叉进攻的后场队员那样,要善于掌握时机。嗯,情报局并不是因为工作容易才分派给他。他自己不能再去冒险。也许他的妻子可以作传递……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帕克斯问他的保安长官。
“可能是一百来人当中任何一个。”那人回答。
“那是好消息,”皮特·魏克斯顿冷冷地说,他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分局的一个监察员,“只有—百人。”
“可能是个科技人员,可能是某人的秘书,也可能是预算部的某个人——这些只是工程内部的人。另外在华盛顿这儿还有二十来个人对‘茶叶快船’接触得够深的,看过这种资料,不过他们都是很高级的人物。”战略防御计划机构的保安长官是一位海军上校,他习惯穿便服,“很可能,我们要我的人是在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