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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奥尔良飞回华盛顿简直快如电影。凯利现在已经吃过早餐，正坐在自己靠窗户的座位上喝着柳橙汁。他很高兴地看到这班飞机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他像每次战役以后一样，在回忆着事情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他在做海豹队员时养成的一个习惯。在经过每次训练之后，都要进行一项活动。对此不同的指挥官都有自己不同的称呼，但就此刻来说，行动检查似乎最合适。
他的第一次行动是有得有失。为了使拉马克死在黑暗之中，他站得太近，同时忘记了枪击头部会搞得血花四溅。他试图跳开，避免血液溅在自己身上，但并没有完全避开。好的方面是，他只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而他选择黑色衣服减少了这方面的危险。拉马克的伤是致命的，他像一团棉花瘫软在地上。凯利在手枪上面钻两个小孔，小孔上栓着两个自己缝的小布包，小布包接住了跳出枪膛的两个弹壳，这样就没有给调查的警察留下任何证据。他的这次狙击任务执行得很成功，只在那间宽大陌生的酒吧留下了一张陌生的面孔。
他在仓促中选定的杀人地点也相当合适。他记得自己走出巷子回到人行道的情况，以及从巷子口回到汽车旁和把车开回旅馆的经过。在汽车旅馆中，他换了衣服，把溅上血的裤子、衬衫，甚至内衣内裤都捆好塞进一个塑胶袋中，然后把它丢进街道对面超级商场的垃圾桶内。如果衣服被发现，也会被认为是某个懒散的屠户丢弃的脏衣服。他在公共场合没有和拉马克见过面。他们交谈中唯一有光亮的地方就是酒吧的男厕所，他成功地计划了行动的每一个步骤。他们行走过的人行道当时太黑，不会有人认出他。也许某一个认识拉马克的人会给调查者提供一个像凯利身材的大概情况，其他方面他就很难说了。凯利判断着，那就看运气了，他俯视了一下阿拉巴马北部的山林，这是一桩明显的抢劫案，皮条客的一千四百七十元的钞票不翼而飞。现金毕竟是现金，如果不拿走这钱那就等于告诉警察，这件事除了一些容易理解和被认为意外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杀人动机。这件事的具体方面，他不认为是犯罪，他觉得自己做得干净俐落。
心理状况？凯利问自己。凯利特别检查了自己的精神状况，消灭皮埃尔。拉马克是一种实地试验。在这当中凯利对自己感到很吃惊。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战斗了，因此在这次事情发生后，他曾一度感到浑身颤抖。这种情况他以前也发生过多次。
他离开拉马克的体时，步履显得有一点不安定，但他仍以一种沉着冷静的紧张心情逃离了现场，正如他在越南多次完成任务后的情况一样。过去的很多东西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可以归纳分类他业已恢复了的感觉，就像在看一部他自己制作的训练影片一样：他的感官能力已经大大加强，彷佛他的皮肤经历了风沙的吹打，每一根神经都暴露无遗，他的听力、视力和嗅觉都加强了。当时我是如此清醒和充满了活力，他心这样想着。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一个人的生命结束而引起的，想到这，他不禁感到一丝朦胧的悲哀。但是拉马克早就失去了他生存的权利。在任何正义的世界，一个人——凯利简直不能认为拉马克是一个男人——残害了孤苦无援的女孩，就无权呼吸人类共同呼吸的空气。也许他本人的命运和遭遇不好，他的母亲不爱他，父亲毒打过他，也许他被社会抛弃，在穷困中长大，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但是，这些是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作者该解决的问题。拉马克在他的社会中曾经发挥过一个正常人的作用，凯利唯一感到不解的问题是，他是否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而生活的。情况清楚地说明正是如此。他一直认为，那些采取了不正当行动的人应当考虑一下那些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糟蹋蹂躏的每一个女孩，都可能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或兄弟，姐妹，或者情人，他们都会为她的受害而愤怒，而斗争。拉马克知道这一点，并决定冒险，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拿自己的生命做了赌注。而赌博意味着你有时会输，凯利这样对自己说。如果他没有精确地估量过这方面的危险，那可怪不着凯利，对吧！
对！他对着二万七十呎下面的地面说。
凯利是怎么感觉的呢？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思考着这个问题，样子却好像在睡觉。一个平静的声音，也许是良知，对他说，他应当有所感觉，他在搜寻自己真正的情感。在考虑了几分钟之后，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损失，没有悲哀，没有怨尤，也没有悔恨。拉马克对他来讲一文不值，也许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损失。
也许他手下的女孩——凯利在酒吧看到有五个——会失去一个老板，但她们当中的一个人也许会抓住这次机会改过自新，重新作人。当然不一定，但有这种可能性。
现实告诉凯利，他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不可能一个人包打天下，但就是这同一个现实告诉他，上述情况并不能阻止他去昭雪个人的冤屈，共纠正个别的缺陷。
但是，所有这一切使他脱离了第一个问题：他对消灭皮埃尔。拉马克有什么“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