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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上看，你可以给政治局上党课，叶夫基尼.康斯但丁诺维奇。”拉米乌斯心想，档案对他的医疗能力可只字未提。
舰长向餐室走去，他那一帮军官兄弟已经等在那儿了。军官伙食管理军士在桌上放了几壶茶，一些黑面包和黄油，供军官们食用。拉米乌斯向桌子的那个角看去，血迹虽然早已擦掉，但是仍然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与那个被杀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拉米乌斯转身锁好舱门，然后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由于房间太小，放下析叠椅后人就无法站起来，所以军官们都正襟危坐，代替立正。
在海上，星期日通常是政治学习时间。一般都由普廷主持，给大家读几篇《真理报》的社论和从列宁著作里挑选的一些语录，然后进行讨沦，每个人都要谈谈自己的体会，很象教堂里举行的宗教仪式。
政治委员死后，这项工作就由舰长承担。他想，政治学习条例大概不会预料到今天议程上的讨论吧。在坐的所有军官都是他的同谋；他概述了他们的计划，但他还没有把一些细小的变化告诉他们。于是他讲到了他写的那封信。
“看来，回去是不可能了。”鲍罗丁说。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方针都已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就要保证实行。”他们的反应没有超出他的预料——很有理智，也应该如此。这些人都是单身汉，身后没有妻子、儿女，都是共产党员，名声都不错，党费已交到了年底，党证按规定”紧贴着胸膛”。他们对苏维埃政府都深怀不满，有的甚至是满腔仇恨。
这个行动是在娜塔莉娅去世后不久开始策划的。妻子的死，使他有生以来一直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爆发出来了，其猛其烈，难以自已。他在一生中培养起来的自制能力使他能够掩饰内心的愤懑；而在一生中得到的海军训练又使他能够选择一种最有效的行动方式。
拉米乌斯在步入学校大门之前，就从别的孩子嘴里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父亲亚历山大1940年在立陶宛以及1944年当苏联从德国人手下“解放”出来之后所作所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孩子们的父辈中广泛流传。马科曾经把一个小女孩对他说过的活告诉了亚历山大，接着她的父亲便失踪了，这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恐惧。这个无心的错误使马科从此打上了告密者的标记。这个罪恶的名声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惊，尽管国家教育他们告密不是犯罪，但是从此之后他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再没有告过密。
在拉米乌斯性格形成时期，他父亲一直在维尔纽斯任立陶宛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失去母亲的拉米乌斯由祖母抚养，这种情形在这个经历了四年残酷战争蹂躏的国家里非常普遍。她唯一的儿子年轻时便离家参加了列宁的赤卫军。1940年以前，她一直独自一人谨守旧俗，每天坚持参加弥撒，始终牢记着继承祖先传下来的宗教教育。在拉米乌斯的记忆里，她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上床后总要给他讲一些美妙的宗教故事。当时，宗教活动一直没有真正杜绝，但是要带上马科参加这类活动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尽管如此，孩子的父亲把他留给她后不久，她还是千方百计让他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洗礼。她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马科，因为那样做很可能招来危险。在波罗的海国家里，罗马大主教一直受到残酷镇压。马科成人以后才懂得这是一种信仰。
希尔达祖母晚上给他讲的故事都来自《圣经》，每个故事都是一堂是非与善恶报应的教育课。小孩子嘛，对这些故事只是感到好玩而已，但是他从不告诉父亲，他知道他会反对的。后来老拉米乌斯又重新开始管束自己孩子的生活，马科受过的宗教教育才渐渐被遗忘了，虽然没有忘得一干二净，但也记忆依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