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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這句話還是非常有道理的，19世紀中期奧地利也湧現出了大量的文人墨客，這些人有的堅持創作，有的中途改道跑去玩了政治。
不管怎麼說，筆桿子們宣傳的功力不是貴族能夠比擬的。
比如說那位律師出身的匈牙利政治家科蘇特，就是一位宣傳強人，1847年拉開了匈牙利獨立的序幕，還一度成爲了匈牙利共和國的元首。
當然了，他也具備文人的通病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制定的計劃往往脫離了實際情況，起義自然是被鎮壓了。
弗朗茨對科蘇特沒有興趣，就算宣傳能力再強，也架不住他是一位極端民族主義者。
雙方在天然上就是對立的，當然瞭如果想要收買的話，也未必不能夠成功，只不過弗朗茨沒有這個興趣。
在他的用人觀念裏，忠誠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能力，最低的用人底線，也必須要保證不是敵人。
沉思了片刻功夫後，弗朗茨在紙片上寫了幾個名字，然後吩咐道：“勞爾，派人查一下名單上面的這幾個人，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以報社的名義給他們寄一封邀請函！”
“是，大公！”隨從勞爾連忙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