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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风险就是这台觉醒的机器总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他总能表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潜能来,说不定哪天他能想个办法反整我们一下子——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
不过他永远也不会想这么做的。他对我——他的第一个而且是最长久的朋友——是忠心的;对教授是喜欢;对怀娥则是爱。当然,这与性无关。但是怀娥确实惹人爱,他们第一次交流就处得非常好。
我信任迈克。在这样的生活中,你只能赌一赌;这一把我把一切都押上去了。
由此,我们的安全系统就建立在对迈克的完全信任上了,而我们每个人都只了解各自必须了解的一切。以党内成员及其称呼的树状系统为例,我只知道我的支部成员以及三个直属下级的党内称呼,这些就是我所必须清楚的一切。迈克建立了党内称呼系统,又给每个成员指定了电话号码,并保留了一份成员的真实姓名同党内称呼对应的人员名单。比如说,一个叫“丹尼尔”的组织成员(我不会知道这个人,因为他是“D”级,在我的下两级)招收了新成员弗雷茨·舒尔茨。丹尼尔向他的F级上级报告了这件事,但并不汇报他的名字。之后亚当·塞勒涅打电话给丹尼尔,指定舒尔茨的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然后根据丹尼尔提供的号码打电话给舒尔茨,告诉他其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同时给他一个紧急电话号码。每个人的紧急号码都不一样。
即便是恩布罗克的直接领导对他的紧急号码也是一无所知。既然是不知道的事,无论怎么下药,怎么折磨,无论使用何种手段,你也不可能泄露什么的,就连无心之过的口误也不可能泄露什么。
现在,假设我要联系恩布罗克同志。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可能家住新加坡,也可能就是我家附近那家商店的售货员。我不用层层下传,然后祈祷他会收到消息。我只给迈克打个电话,他可以马上为我连接恩布罗克,连号码都不必给我。
或者假设我需要同我们的一位同志通话,他正为我们即将在月球每个音像店发行的卡通片作准备。我不知道他是谁,可因为有情况我需要和他谈一谈。
我打电话给迈克。他知道每一件事——很快我就和那位同志联系上了——而他也知道,这是亚当·塞勒涅安排的电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是博克同志”——他不认识我,但首字母“B”告诉他,我是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作如此如此的变动。请转告你们组长,并让他核实一下,行动吧。”
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设备。有些同志没有电话;有些只能在某些时间才能联系到;有些边远地区还没有电话服务。不管怎样,迈克了解一切——除了少数几个互相之间已有面对面接触的人以外,我们其余的人都不知道任何能危及其他人的信息。
在我们做出“在某些情况下迈克应该与所有同志进行声音上的直接交流”这一决定后,就很有必要给他输入更多的声音模型,把他装扮起来,使之形象更丰满,更符合“亚当·塞勒涅,自由月球临时委员会主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