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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当我在某个漆黑幽静的房间熟睡的时候，有关往昔的幻觉会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样的幻觉十分强烈，弥足珍贵。我的脸冲着上方斜斜的帐篷壁，这是通过耳朵而不是眼睛判断出来的：我能够听到雪花打在一个倾斜平面上发出的细微声响。帐篷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恰伯炉的光亮已被掐断，它如今仅仅是一个散热的球体，一颗温暖的心脏。我能够觉察到睡袋的挤压感和微微的潮意、雪花落下的声音、睡梦中的伊斯特拉凡那几乎无法听到的呼吸声。此外就是黑暗，别无其他。我们两个人处在万物的中央，在庇护所里安歇。外面是一如既往的茫茫黑暗、严寒和孤寂。
在这种幸福的入睡时刻，我知道了自己生命的中心，已然过去、消逝却又永远存在、绵绵不断的生命的中心：那就是温暖。
这并不是说，在拖着雪橇穿越冰原和死寂严冬的那几周里我很幸福。相反，我总是饥肠辘辘、筋疲力尽，还常常忧心忡忡，而且这种情形日甚一日。我当然不幸福。幸福必须是理智的，也只有通过理智才能赢得幸福。
上天赐予我的这一样东西无法赢得，也无法保存，甚至是当事者常常意识不到的；这一样东西就是欢乐。
我总是第一个醒来，醒来时通常天还没亮。我的身高和体重都超过普通的格森人，新陈代谢的速度也比他们稍微快一些。伊斯特拉凡计算食物配给时将这些差异也考虑进去了，他可以说是会过日子，也可以说是很科学。从一开始，每天我就比他多吃两盎司的食物。这样的分配看似不公平，实际上却非常正确，所以也没必要抗议。但不管怎么分，每天的份额还是很少。我总是觉得饿，无时无刻、日甚一日地饿。我是被饿醒的。
如果天还没亮，我就把恰伯炉拧亮，把一锅昨晚端进帐篷的冰——现在已经融成了水——放在炉子上烧开。这个时候，伊斯特拉凡照例在跟睡意进行着激烈而又无声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他会坐起身，睡眼惺松地盯着我，再晃晃脑袋，这才彻底清醒过来。等我们穿好衣服、暖上靴子、卷起睡袋，早餐已经煮好了：一罐滚烫的奥西、一块热水泡过的积芪密芪——已经膨胀成了面团的形状。我们郑重其事地吃着，细嚼慢咽，掉下的每一粒碎屑都捡起来吃掉。炉子渐渐冷却后，我们把炉子跟锅和罐子都包起来，披上带风帽的大衣，戴上手套，爬出帐篷。帐篷外头总是寒意逼人，冷得超乎人的想象。每天清晨，我都得重新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如果谁出发之前去外面解过手的话，就会更加不愿意走出帐篷。
在这个时间，天上偶尔会下着雪。有的时候，晨曦会在绵延数英里的冰面上反射出金蓝色的绚丽光芒。大多数时候，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夜里我们把温度计拿进帐篷，早上再拿到外面来，然后兴致盘然地看着指针往右边（格森人的刻度盘都是逆时针方向的）快速摆动，快得眼睛都要跟不上了。指针下跌二十度、五十度、八十度，随后便会在零到零下六十度之间的某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俩有一个人负责把帐篷拆掉、卷起来，另一个人则把炉子包裹之类的东西装上雪橇。我们用皮带把帐篷绑得结结实实，准备好滑板和挽具。皮带跟衣服没有什么金属，挽具上却有铝合金的带扣。那些带扣做得太精细，戴着手套没法扣上。这么冷的天，赤手接触带扣的感觉火烧火燎，就跟这些扣子都烧红了似的。我的手特别容易冻伤，在气温低于华氏零下二十度，尤其是还刮着风的时候，我得非常小心自己的手指才行。幸好我的脚还没事，毕竟这是冬天，脚露在外面一小时就能让跛上一个星期甚至一辈子。帮我买雪鞋的时候，伊斯特拉凡是估摸着尺寸买的，鞋子稍微大了点。不过我多穿了双袜子，鞋子就不松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蹬上滑雪板、套上挽具。如果雪橇的滑雪板被雪冻住了，我们还得又推又撬又晃地把雪橇弄出来，随后就可以出发了。
如果头天夜里下过大雪，早上出发前我们就得先花些时间把帐篷和雪橇挖出来。新雪铲起来不是很费劲，铲出来的雪堆成的雪堆却着实惊人。毕竟，绵延数百英里的冰面上就只有这几堆凸起的障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