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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寫了那麼多書，只得過一次雨果獎。雨果獎和星雲獎同爲世界科幻的最高榮譽。另一位科幻大師阿西莫夫得過十次雨果獎和星雲獎。
但在他死後，他的書不停地再版，他被驚呼爲我們時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和前衛作家，也可能是最讓人喫驚和震撼的作家。有人用他的名字設立了科幻獎。他的小說頻頻被翻拍成電影，除了《銀翼殺手》，還有《少數派報告》、《全面回憶》等，總共十部。導演包括斯皮爾伯格、吳宇森等人。
2012年，我去英國，在倫敦的主流書店和科幻書店，看到迪克的書都擺在十分顯眼的位置，與一般讀者的視線平行，反而是阿西莫夫擺放在書架的最下面，大概與讀者的鞋面位置平行。
2005年，美國《時代》週刊評選了1923年來世界最佳百部英文長篇小說，其中就有迪克的《尤比克》。而西方科幻三巨頭阿西莫夫、克拉克和海因萊因都沒有作品入選。
我讀了迪克的書，有這麼一種印象：他的文字黑暗、混亂、恐懼、戰慄、怪誕、荒謬、瘋狂、壓抑，常常是夢囈般的對話，主角也像是活在別人的夢裏，世界隨時會發生翻轉，還瀰漫着神祕和錯位，敘事常常不連貫，有宗教或邪教般的本體論情結，是東西方文化碎片的混雜，貫穿了哲學或準哲學的沉思或抽搐。常常很難讀，也很難理解，更難翻譯。應該說，國內迄今沒有十分滿意的譯本。他的書中，有着各種文明、文化以及政治、商業的交替穿插，甚爲豐富、複雜而混亂，像一個裝滿垃圾和珍寶的大型地下室，然而其中又顯現出一種至簡至純感，直指人心。他的小說風格鮮明，一看即知，堪稱別無分店，英國科幻大師奧爾迪斯稱其爲“獨特而過分”。後來還有人創造出一個專門的詞彙來形容具有迪克風格的文類或語言，也就是“迪克特色的”或“迪克式的”（“Dickian”或“Phildickian”）。迪克的文風粗獷、簡潔、凌厲、迅猛，有時會沒有主語，有時兩個名詞就構成一個句子。
終其一生，他似乎都在喋喋不休地講述他對這個迷亂世界的迷惘和困惑，發出深深嘆息。他是一個反叛者和失落者，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的主人公以及其他角色總是像黑色的影子或者鬼魂一樣飄來飄去。他那些情節曲折詭譎的故事，更像是描述人類內心混沌動盪的心理小說。他是一位超現實主義大師，像達利一樣，繪出了一幅幅的幻象。他與當時美國科幻的樂觀主義主流精神格格不入。但他的悲觀絕望中，又有一種對人性力量的堅信。他的主人公都在單槍匹馬地與命運不懈奮鬥、抗爭。
他最初的一些小說，特別是寫於1952年至1962年期間的，也常常模仿那些通俗雜誌上的所謂“硬科幻”，有太空冒險啊，機器人啊，外星怪獸啊，激光槍什麼的。的確，那時的美國科幻，整個地位和品位並不高，也不如歐洲。歐洲有威爾斯、凡爾納、赫胥黎這些先驅，已給科幻注入了更高貴的血統。但是迪克只是把那些東西拿來做他的皮，他逐漸變得越來越迷戀於探究現實的本質，一心想要知曉什麼是真實，這糾纏了他的一生。他也深入善與惡、權力的濫用、人類的心理等深奧命題，控訴對集權主義的恐懼。他認爲宇宙只是表面真實，實際上則是一重幻象，是一個巨大的欺騙，是被邪惡力量操控的皮影戲。他覺得宇宙可能有許多個。這在《尤比克》、《高城堡裏的人》等作品中表現得格外明顯。他也關注什麼是真正的人，並與贗品的人、人造的人作比較，如他在《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中表達的。迪克是美國最早一批使科幻嚴肅起來的作家之一，他賦予科幻以複雜的文學性、心理深度以及社會警示意義。
迪克拼命碼字的歲月，西方科幻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彼時有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萊因這些大師叱吒風雲。特別是迪克的創作高峰期，即六十年代，那正是西方科技文明創造出的嶄新輝煌的時代。人進入太空，登上月球，探測金星和火星，發現類星體、脈衝星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弱電統一理論提出，混沌理論提出，摩爾定律提出，製成第一臺激光器，售出第一批工業用機器人，BASIC語言發明，英特爾公司成立，第一個體內起搏器問世，生態意識覺醒……人類張揚着開拓宇宙邊疆和潛入原子內部的雄心勃勃。1970年，按1958年的美元計算，美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三千五百美元，是一個世紀前的六倍多。好一個偉大而光榮的時代。這些也在主流的科幻小說中得以集中反映。
但迪克卻不那麼主流。他彷彿對這一切成就感到迷惑而不解。他的筆下是一個衰敗的西方世界，是文明的深深沒落，是科技的重重淪陷，是人類的異化和商業化，是整個宇宙的碎片化和假象化。他狀寫的是美國夢的破滅，他似乎早已在預言“9·11”事件或者攻佔華爾街。迪克的幾乎每一部小說，都在批判他所在的這個社會，在唱反調，噴射出憤怒和失望。用奧爾迪斯的話來說，“迪克的大部分作品，就是一張充滿詛咒的羅網”。而達科·蘇恩文則評價說，“迪克感到不斷萎縮的（被遺棄荒廢的）世界裏充滿了痛苦，所有的人也逐漸失去了方向。”雖然愛與關懷等倫理道德一直是迪克小說的核心，但這些作品卻常常以死亡來收尾。在他的小說中，我們看見了一個有問題的、混亂的人生和時代，一個動盪不安的多事之秋，人們想要用神來救贖，卻不可得。這種東西，跟同時期的垮掉的一代或者嬉皮士倒是如出一轍。迪克與凱魯亞克和金斯堡倒有些像是同道。
這背後或許有一種社會情緒。在整個六七十年代，越戰的泥潭，美蘇冷戰的危機，核武器毀滅地球的恐懼，人類企圖統治自然的野心，環境遭到破壞，倫敦毒霧，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出版，都讓人騷動不安，不知所措，神經撕裂。然而或許更多的，還是來自迪克個人生命的投影，來自他那顆敏感而鬱結的內心，來自他與自己身體與心理的搏鬥和掙扎。因此，他所有的書，歸根結底，寫的還是他本人，同時也書寫着他身邊真實的人們。他作品中的主角通常是小人物，他狀寫了他生命中認識的人，把他們放到極端的科幻場景中，讓他們在一個美國夢成爲主旋律的時代，充滿驚恐和憂慮，無法共享出彩的人生，卻又在內心深處不放棄夢想。迪克對他們的命運滿懷同情。他的小說，總是把大觀念與渺小的人類個體相結合。正是這個，使得他那些灰暗疲乏、鬱鬱寡歡的作品充滿人性的力量，並與橫隔了偌大太平洋和漫長曆史間隔的我心心相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