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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裏總會有許多自給自足的圈子，彼此不相往來，自成一個個小世界，彷彿是一座座孤島，隔着無法橫渡的海峽，成員相互依賴，過着自己的日子。依我個人經驗，巴黎尤其如此：上流社會排擠外人，政客待在腐敗的政治圈，有產階級彼此來往，作家和作家聚會（值得一提的是，法國文學家紀德在日記裏提到的他親密交往的對象，幾乎無不依循他自己的志業），畫家和畫家交流，音樂家和音樂家來往。倫敦也有此現象，但物以類聚的情形較不明顯，許多家族的宴席上，可同時見到公爵夫人、女演員、畫家、議員、律師、裁縫師和作家。
而因緣際會之下，我在巴黎的所有圈子都短暫待過，甚至多虧了艾略特，還得以一窺聖日耳曼大道的封閉社會。然而我最鍾情的，不是現今福煦大街一帶拘謹矜持的社交圈，也不是展現各國風情的拉呂飯店和巴黎咖啡館，更不是喧鬧髒亂的蒙馬特，而是蒙帕納斯大道附近的中心地帶，我還年輕時，曾在貝爾福獅咖啡館附近的小公寓六樓住過一年，那裏視野遼闊，能眺望整片公墓。對我而言，蒙帕納斯仍保有近郊小鎮的幾分靜謐。我行經陰暗狹窄的奧德薩街時，往往感到一陣惆悵，想起當初經常聚餐的那家簡陋餐館，其中有畫家、雕刻家、插畫家，如果不把偶爾纔會現身的阿諾德·本涅特算在內的話，我就是唯一的作家。我們多半待到很晚，時而興奮，時而嬉笑，時而憤怒地討論繪畫和文學。如今我仍喜愛沿着蒙帕納斯大道散步，觀察着來來往往的年輕人，想着自己也曾如此年輕，並在心中杜撰他們的故事。倘若閒來無事，我便會搭出租車前往圓頂咖啡館。這家咖啡館不比當年，不再是文藝青年專屬的聚會場所。如今，附近商賈經常光顧，塞納河對岸的陌生人也會慕名而來，然而過去那段歲月已不復存在。當然，許多學生仍舊常來，也不乏畫家和作家，但多半是外國人。在咖啡館內，鼎沸的人聲不再以法語爲主，還有俄語、西班牙語、德語和英語。但我老覺得，他們的話題跟四十年前其實大同小異，只是談及的畫家從馬奈變成了畢加索，作家則從阿波利奈爾變成了布荷東而已。這些真是讓我神往啊。
我來到巴黎兩週後，某天傍晚又來圓頂咖啡館小坐。由於露臺上擠滿了人，我只得在前排找張桌子坐下。當晚天氣和煦，梧桐正冒出新葉，四周瀰漫着巴黎那閒適、輕鬆又歡快的氣息。我當下相當平靜，並非慵懶之感，反而有些興奮。忽然有名男子經過我面前，停下來咧嘴對我笑，露出雪白牙齒說了聲：“哈嘍！”我發愣地望着這個人：又高又瘦，沒戴帽子，頂着一頭亂蓬蓬的深褐色頭髮，看起來許久未剪，而上脣和下巴更長滿濃密的褐色鬍鬚，前額和脖子曬得黝黑。他穿着破襯衫，沒打領帶，披着褐色舊外套，下半身是破爛不堪的寬鬆灰褲，活像個乞丐，我敢說自己從來沒見過他。他八成是某個巴黎街頭的流浪漢，接下來會捏造個落難的故事來騙我的法郎，然後去喫頓晚餐和找地方過夜。他站在我面前，兩手插在口袋裏，露出一排白色牙齒，深褐色的眼眸裏是逗趣的神情。
“你不記得我了？”他說。
“我從來就沒見過你吧。”
我準備用二十法郎打發他，但沒打算讓他胡謅我們見過面之類的話。
“拉里。”他說。
“天哪！請坐請坐。”
他咯咯笑出聲，往前抓了把空椅子坐下。
“快喝杯酒，”我向侍者示意，“你臉上的鬍子留成這德性，我怎麼可能認出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