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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慢性的，而且是很頑固的黃疸病。我給他開了百合花和金絲桃，強迫他喫胡蘿蔔，給了他蘇打水。但這都是治標的安慰劑，應該採取更爲堅決的辦法。雖然你嘲笑醫學，不過，我還是相信你可以給我提供切實有用的意見。但這事可以以後再談，現在我們一起去喝茶。”
華西里·伊凡諾維奇很快地從凳子上跳起來，唱起了《羅伯特》[177]中的歌詞：
法律、法律，法律由我們自己來制定，
爲的是活得歡……歡……歡快高興！
“了不起的生命力！”巴扎羅夫離開窗前說道。
中午時刻來到了。太陽從一片密密的淺白色薄雲後面爬了出來，像火一樣燒烤着地面上的一切。萬物都在默默不語，只有幾隻雄雞在林子裏互相尋釁對鳴，在每一個聽到它們叫聲的人的心中激起一種奇怪的感覺——
心煩、想打瞌睡的感覺。還有一隻幼鷹在樹梢的高處，不停地尖聲高叫，那叫聲像是求救似的哀鳴。阿爾卡季和巴扎羅夫躺在一個不大的乾草垛的背陰處，身子底下墊着兩三捆沙沙發響的乾草，那草雖說已經晾乾，卻還帶着綠色，而且芳香撲鼻。
“那棵白楊使我想起我的童年，”巴扎羅夫開口說了起來，“它長在一個洞邊（那個洞原來是一個磚瓦棚），我當時深信這個洞和這株白楊都是一個特殊的護身符，因爲我站在它們旁邊，從不感到寂寞。我當時並不明白，我之所以不感到寂寞是因爲我還是個孩子。好啦，現在我長大成人了，護身符也就不起作用了。”
“您在這裏總共住過多久？”阿爾卡季問道。
“大概連續住了兩年。後來我們就出去了。我們過的是流浪生活，多半是在一些城裏搬來搬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