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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把啤酒当成一种食品，小孩也不例外；人们一大早就开始喝。当地没有酒厂，汽船运来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地人爱喝的低度淡啤。在大河沿岸的很多地方，独木舟从前进的汽船上运走一箱又一箱啤酒，汽船在返航回首都的路上回收空酒瓶。
对女人，人们的态度是逢场作戏。我刚到的时候，朋友马赫什就说过，这里的女人，你只要开口，她们随时和你睡。男人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女人的门和她睡觉。马赫什和我说起这情况的时候，既没有兴奋，也没有赞赏，他有漂亮的舒芭在身边就够了。对马赫什来说，男女问题的随便是这个地方混乱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样的寻欢作乐，后来也意识到马赫什说的问题。不过，既然自己也寻欢作乐，我也就不站出来反对。梅迪和费迪南去的地方我也去，所以没办法劝他们不要去。其实受拘束的反而是我。虽然梅迪已经变了很多，我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家的人，我必须小心翼翼，不做伤害他的事，或者传回去会伤害家里其他人的事。我特别注意不让人看到我和非洲女人在一起。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值得自豪的是，我还从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费迪南和梅迪就可以公开到小酒吧去喝酒，公开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或者跑到他们认识的女人家里。而我这个主人、监护人却得遮遮掩掩。
费迪南从我这里能学到什么呢？在海岸那边，我听说非洲人不知道怎么“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这么说。这话的意思是非洲人不会合理地花钱，也不会持家。唉！我的情况虽然特殊，不过家底实在太浅，费迪南看了会怎么想？
我的小店乱七八糟。货架上有成捆的布匹和油布，但大部分货物都摊在地上。我的桌子摆在水泥谷仓的中间，正对着大门，桌子靠着水泥柱子，勉强给了我一点儿在垃圾的海洋中停泊的感觉。垃圾真是多：蓝白边的大瓷盆，或者带着植物图案的蓝边盆子，一堆堆白色瓷盘子，中间夹着粗糙的方形牛皮纸；还有瓷杯子、铁锅、炭火盆子、铁床架、锌桶、塑料桶，自行车轮胎、手电筒，以及各种各样的油灯，有绿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琥珀色的。
我买进卖出的就是这些垃圾，我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它们，这毕竟是我的生计，我的财富从二涨到四就靠它们了。但这些垃圾都过时了，好像是为我这样的商店特制的。这些东西是在欧美生产的，现在又多了日本货，我怀疑这些地方的工人是否知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派什么用场。比如那些小一点儿的盆子，人们在里面装满潮湿的细枝、草叶和泥土，用来养小虫子。大的盆子属于大件，村里人一辈子顶多只买两三个，用来泡木薯，去除毒素。
这就是我做生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也一样简陋。以前的房主是个未婚的比利时女人，好像是个什么艺术家。她把房间布置成“工作室”的样子，我搬进来之后，里面乱得失去了控制。梅迪接管了厨房，也搞得一团糟。我想他从来没有清洗过煤油炉子。可能是因为他是仆人家庭出身，觉得擦洗是女人的事。我把炉子清洗干净了也无济于事，只要重新生火，不几日又会发出怪味，布满黏糊糊的脏东西，梅迪居然毫不惭愧。厨房里充满了怪味，虽然这儿主要是用来煮早上喝的咖啡。我简直不敢进去。梅迪的房间就在从厨房伸出来的走道对面，可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屋子后面有一段楼梯，你可以从楼梯平台直接进入这条走道。一打开楼道门，各种发热发闷的气体扑鼻而来：灰尘味、食油味、煤油味、脏衣服味、陈油漆和陈木材味。窗子根本不能开，所以才有这些味道。小镇已经破败得惨不忍睹，小偷却到处都是，这些小偷本事大得很，只要有缝他们就能钻进来，更不要说开窗户了。走道右边就是梅迪的房间：一眼看上去，梅迪把它收拾成了一个还算像样的仆人小屋，里面有小床，有铺盖卷和各种各样的包裹和纸盒子，他的衣服挂在钉子和窗户的挂钩上。沿着走道经过厨房，左边就是客厅。
客厅是一间大房子，比利时女人把它从上到下刷成了白色，包括天花板、墙、窗户，甚至窗户玻璃。房子整个成了白色，地板光秃秃的，放了一张沙发，用深蓝色的粗布罩着。为了使画室兼客厅效果更突出，里面还放了一张大台子，未曾油漆，大得就像个乒乓球桌，上面放满了我的杂物：旧杂志、平装书、信件、鞋子、球拍、扳手、鞋盒子、衬衫盒子等。我常想把东西理一理。台子的一角还空着，上面总是铺着烫焦的白布：那是梅迪熨衣服的地方。有电的时候他就用电熨斗烫（电熨斗一直放在桌子上）；没电的时候，他就用那种笨重的老式扁熨斗烫——这熨斗是从店里存货中拿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