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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什刚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吃惊的并不是舒芭父亲的去世，也不是舒芭有可能从此搬回娘家。我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舒芭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逃亡者的印象：她自作主张地嫁给了马赫什，违背了家规，无奈之下躲到这个偏僻的地方，逃避家人的报复。
舒芭第一次和我说起她的故事还是那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是叛乱期间一个宁静沉寂的下午。她说她必须小心陌生人。她觉得家里人也许会雇人——任何种族的人都有可能——来兑现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把她毁容，或者把马赫什杀死。向女人脸上泼硫酸，把男人杀掉——遇到舒芭这种事情，家族里的人通常都会发出这样的威胁。舒芭在许多方面都很保守，却并不是很介意让我知道她遭到威胁的事。一般来说，这些威胁并无实质意义，仅仅是因为约定俗成，而有些时候，这些威胁会百分之百兑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舒芭似乎忘了她原来讲的那个故事的一些细节，我也不再相信会发生雇用陌生杀手这种事，但我以为舒芭的家人已经笃定不认她了。
我处在困境中，时常想到舒芭的例子。结果却发现她一直和家里保持着联系，这让我有些失望。而刚死了岳父的马赫什则一副孝婿的样子，大事操办，订购了昂贵的咖啡、啤酒和汉堡王（如今的价格真是离谱！），丧亲之悲溢于言表。或许这是他向舒芭表达同情、向死者表示尊敬的方式。不过，这也有那么一点儿像是一个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分的男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接下来，这个玩笑变味了。舒芭本来要出门两个月。结果三个星期后她就回来了，然后似乎躲了起来。他们不再邀请我去吃午饭。和他们共进午餐的安排——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终于告一段落。马赫什说，舒芭讨厌东部的政治局势。她一向不喜欢非洲人，这次回来更是怒气冲天。她抱怨可恶的窃贼，吹牛的政客，电台和报纸上充斥的谎言和仇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夜色中的暴力事件。她对家人的处境忧心忡忡，而原本她从小到大都觉得家里是安全稳固的地方。这一切和她的丧亲之痛交织在一起，让她变得有点儿奇怪。马赫什说，我暂时还是回避的好。
不过这个解释实在牵强。除了政治和种族怒火，除了哀悼曾因自己而蒙羞的父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她是不是对自己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重新反省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不是后悔错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是不是对自己背叛的东西产生了更深切的悲痛？
舒芭不在的时候，马赫什欣然表现出沉痛悼念的姿态，但舒芭一回来，他的悼念就转化为深切的、真正的忧郁。接着，他的忧郁中又加入了狂躁的因素。他好像一下子老了。曾经让我受到刺激的自信不复存在。我为他难过，他只自信了这么一小段时间。早先他对诺伊曼大加批评，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深感自豪，而现在，他感叹道：“萨林姆，全是垃圾。全都会变成垃圾。”
因为不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也不能去他们家拜访，有时候我只好晚上去汉堡王和马赫什聊上几句。有天晚上，我发现舒芭也在。
她坐在柜台边，靠着墙，马赫什坐在她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看上去就像到自己店里来的客人。
我跟舒芭打了声招呼，她冷冰冰地应了一声，好像我是陌生人，或是不怎么熟的人。我坐到马赫什边上，她还是神思恍惚，好像没看见我。马赫什似乎没注意到。她是不是在责怪我，因为我做了那些她如今后悔做过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