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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还记得因达尔关于坐飞机旅行的说法，大意是飞机能让他适应自己的漂泊。我现在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第一天还在非洲，第二天早晨就到欧洲了。这不只是旅行速度的问题。我觉得我像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一觉睡醒就到伦敦了，身上却还留有非洲的痕迹，比如机场税的税票，是一个我认识的官员开的，周围是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建筑，不一样的气候。两个地方都是真切的，又都不真切。你可以在两个地方之间挑挑拣拣，不会觉得自己做了最终决定，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终结性的旅程。在某种意义上，我真实的处境正是如此。我只有一张短程票，签证是旅行签证——六个星期内我必须回去。
飞机把我带到的这个欧洲不同于我从小熟悉的欧洲。在我年幼时，欧洲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它打败了非洲的阿拉伯人，控制了非洲内陆。它统治着非洲海岸，以及所有和我们交易的印度洋国家；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商品。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不过，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那些丰富多彩的邮票，让我们从中了解到自己多姿多彩的一面。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语言。
欧洲现在不再统治我们了，但还是用它的语言通过种种途径喂养着我们，同时源源不断地把那些越来越好的商品送到我们这里来。在丛林中，这些商品逐渐丰富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将现代性和发展的概念灌输给我们，也让我们意识到另一个欧洲——那个欧洲有伟大的城市、繁华的商铺、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学府。我们中间只有有钱有势或者禀赋出众的人去过。它是因达尔为了上那所著名大学而前往的欧洲。它是舒芭这样的人在谈论旅行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欧洲。
但是我来到的欧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会来到这样的欧洲——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萎缩的、庸俗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因达尔从名校毕业后曾在这里吃过苦，想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它是纳扎努丁一家人避难的欧洲。它是无数像我这样的人从世界各地设法挤进来，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欧洲。
对于这样的欧洲，我心里还无法形成一幅图景。不过它就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你不会错过，也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那些小摊、小铺、小售货亭，还有熏黄的杂货店——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开的——给人留下的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设法挤进来的那些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在伦敦中央做着生意，就如当初在非洲中央做生意一样。运货的距离或许短一些，但商贩和货物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仿佛是从远处看伦敦街头这些人，这些像我一样的人。我看到了半夜零售香烟的年轻姑娘，她们像是被困在了售货亭里，如同木偶剧院的木偶。她们被隔离在自己前来投奔的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之外。我在想，她们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伦敦，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
刚从外面来到非洲的人有多少幻想啊！在非洲，我认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都对工作有一种英雄式的、创造性的本能和能力。我曾经将其同非洲村庄的冷漠和消极进行对比。现在，在伦敦，在忙忙碌碌的背景之下，我发现这种本能就只是本能，毫无意义，人们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反叛的冲动，比我童年时期所知的任何感觉都要强烈。我对因达尔所说的反叛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同。因达尔当年走在伦敦的河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冲动，决定抛弃忠于家族、敬拜祖先之类的观念，抛弃对伟人的愚昧崇拜，抛弃与这种崇拜以及那些观念相应的自我压抑，有意识地让自己投入到更广大、更艰难的世界之中。我要在此地生活，就必须按他所说的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但在非洲的时候，我曾反叛过。我的反叛达到了我自己的极限。我本来是到伦敦来解脱，来求救的，我想把握住还有所存留的正常生活。
我和纳扎努丁的女儿凯瑞莎订婚了，纳扎努丁丝毫没有表现出吃惊。多年前，他就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我的可信，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这曾经让我很沮丧。凯瑞莎自己也没表现出吃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表现出吃惊的是我本人。生活的转折如此轻而易举，我怎能不吃惊？
我是在快离开伦敦的时候订婚的。不过大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下来了。经过那么快的旅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把自己交托给凯瑞莎，让她叫着我的名字，领着我在伦敦到处走，这确实让我感到宽慰。凯瑞莎去过乌干达，去过加拿大，她通晓世事，而我则懵懂无知，有时候还不懂装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