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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回到机场去乘坐前往内陆的飞机。现在我对这地方有些适应了，对首都的扩张也有了更深的印象。在机场公路两侧，总能看到新的定居地。这些人都是怎么生活的？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已被刮得干干净净，分割得支离破碎，无遮无挡，任由日晒雨淋。这儿以前有森林吗？支撑总统语录牌的柱子埋在裸露的土里，牌子上沾着路上溅过来的泥污，底下蒙了灰尘，没有我前一天感觉的那么新，在周围的一片荒凉之中并不显得突兀。
在机场的国内航班候机区，离港布告栏上显示我们的航班和另一个航班该登机了。布告栏是电子显示，从上面的标签看，生产于意大利。这算是现代设备，和我在伦敦、布鲁塞尔看到的一样。但在布告栏下方，在办票台和称重设备前，仍旧一派混乱。在叫喊声中，行李一件件接受检查，这些东西看起来就像集市上那些便宜货：金属箱子、纸盒子、包袱卷、麻袋装的各种东西，还有用布包扎着的大搪瓷盆子。
我有机票，票也没什么问题，可我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单上。塞钱是免不了的。然后，就在我准备出去登机的时候，一个穿着便衣、嘴里嚼着东西的安全人员要我出示证件，最后决定对我仔细检查。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把我带到里面一间没人的小屋子。这是常规程序：摆出生气的脸色，眼睛瞥向一边，把你带到没人的小屋——中层官员都这样暗示你掏钱。
不过这伙计最后一无所获。他跟我装傻，让我在小屋里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过来索要贿赂，结果导致我的航班不能按时起飞，被一个航班工作人员吼了出去。这个人显然知道我在哪里，他直接冲进来，对我大喊大叫，要我立刻出去，并赶着我穿过柏油路，一直跑到飞机下面。我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乘客，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错过航班。
飞机前排坐着该航班的一个欧洲飞行员。中年人，个子不高，看起来是个有家室的人。他身边有个矮小的非洲小伙子，不过很难判断他和飞行员是什么关系。往后隔着几排有七八个非洲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穿着旧夹克和衬衫，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一直在大声说话。他们在喝威士忌，对着瓶口喝——才九点钟，他们就喝上了！这里的威士忌价格不菲，这些人唯恐周围人不知道他们在喝威士忌。他们把酒瓶传来传去，传给陌生人，甚至传到我手上。这些人和我们这一带的人不一样。他们块头更大，肤色和五官特征也有所不同。我看不懂他们的面孔，只能从上面看到骄横和醉意。他们自吹自擂，想让别人都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种植园。这伙人就好像暴发户。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怪异。
航程不长，只有两个小时，但中途要停一下。我刚坐过洲际航班，所以觉得这趟旅程几乎就是飞机刚冲上云霄，又立刻下来着陆了。我们发现飞机在沿着大河飞——从高空俯瞰，大河呈褐色，波光粼粼，沿途叉出很多河道，夹在狭长的绿色岛屿之间。飞机的影子在森林上面移动。待这影子逐渐变大，森林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整齐、稠密了。飞机最后降落在一片颇为杂乱的森林里。
着陆后，工作人员要我们全部下飞机。我们来到机场边缘的一间小屋，在那里我们看到飞机转身、滑行，然后飞走了。是要为总统办什么差事，等任务完成才能回来。我们只好等着。这时才十点左右。此后一直到中午，天气越来越热，我们都很烦躁。后来我们平静下来——我们所有人，包括那几个喝威士忌的——继续等待。
我们处在丛林中央。机场是开辟出来的一片空地，周围都是森林。在远处，沿着河道，树木尤其茂密。我们已经从飞机上看到河道的复杂，明白在这些纵横交错的河道中多么容易迷路。要是一不小心搞错了方向，可能就得白白划几个小时船，偏离到离主河道很远的地方。在距离大河几英里的村庄里，人们几百年来过着几乎没有改变的生活。就在四十八小时前，我还走在繁华的格洛斯特路上，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现在，我一连几个小时盯着丛林看。我和首都相隔多少英里？我和小镇又相隔多少英里？如果从陆路或者水陆走，需要多长时间？要走上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要经历多少风险？
天上的云开始聚集。云渐渐变黑，丛林也暗了。天空中电闪雷鸣，然后开始刮风下雨，把我们从走廊赶回到小楼里。雨时而变小，时而成倾盆之势。在雨中，丛林消失了。就是像这样的雨滋养了这些丛林，让机场建筑周围鲜绿色的杂草长得这么高。雨慢慢小了，云也散了一些。丛林再一次出现，一排树接着另一排树，近处的颜色较深，越到后面，颜色越淡，和灰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金属桌子上摆满了空啤酒瓶。没有多少人走动，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待的地方。没有人说个不停。屋子里有个比利时中年妇女，在这里等着和我们一起上飞机，此刻她还在聚精会神地读一本法语平装本的《佩顿镇》。看得出，她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丛林和天气上，她的心在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