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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顧維君的妻子黃蕙蘭在其回憶錄中說，中國駐外人員常有外遇而導致婚變，故在抗戰前外交界即戲稱新生活運動（New Life Movement）爲“新妻子運動”（New Wife Movement）。
馮雨香將軍批評說：“這十幾年來，年年到了新生活紀念日都要開會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講話。其實，新生活是說着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準打牌，但只有聽見說清先生來了，才把麻將牌收到抽屜裏，表示出一種很守規矩的樣子；聽見說清先生走了，馬上就打起麻將來。
又如新生活不準大喫大喝，可是大官常常燕窩席、魚翅席。不但大官這樣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這樣。要是這些違反所謂新生活的事，發生在離清先生遠的小官身上，他還可以裝不知道，而這些事都發生在離他很近的大官身上，他還能裝不知道嗎？”
清夫人把推廣“新生活運動”當政治事業，試圖使國人在生活習慣和精神上“脫胎換骨”，不要讓西方人“看不起我們”，但是這場運動的背景是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和貧窮的廣大民衆，再加上內戰和日本侵華，到最後成了明日黃花。
1934年3月1日，溥儀在日本人的挾持下，硬着頭皮稱帝，改稱“大滿洲帝國”，年號“康德”。
這時候，“滿洲中央銀行”裏的錢，都被該死的大盜給燒了！但是日本人有辦法解決！
只要手裏有槍，就可以憑空印刷紙幣！反正滿洲國有數千萬百姓，全都是被奴役的對象，只要他們每天工作，就能不斷創造財富，而財富能用紙幣來剝奪。這樣假以時日，日本人能將東北的大豆和礦產源源不斷的送回去。
其實真正的財富是資源，紙幣只是一種符號。
對於秦笛來說，全世界都在印刷紙幣，以後再想搶銀行，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