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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軍北征徐州誓師之日，北京城的永昌皇帝卻突然下令於北京實施“追贓助餉”政策。
原因是入主京師後，李自成沒有聽取那些明朝降官建議，同以前改朝換代一樣宣佈不許侵犯官僚地主的私產，繼續執行明朝的賦稅政策，從而可以實現北方的全部平定，南方的傳檄而定。
李自成認爲他這永昌皇帝說話不能不算數，所以當初其在襄陽建國時提出的“三年免徵”的事不能更改，即從大順永昌元年至永昌三年，大順政權和軍隊不向轄境內任何一個農民徵收一文賦稅。
然而，若是“三年免徵”，大順政權上下官吏俸祿從何而來，維持中央六政府和地方衙門的資金從何而來，連同明朝降兵在內的百萬大軍又如何維持，給開國功臣們的賞賜又哪裏來？
在牛金星、宋獻策等人的建議下，李自成決定沒收前明宗室、勳戚、太監的所有家產，並對在京前明官員“追贓助餉”，以此來獲取大順新朝立國之後的財政資金。
三月二十七日，旨意發出，命派餉於在京前明各官，不論用與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額定輸餉之數，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各衙部屬，各以千計。
“追贓助餉”實由大將劉宗敏、李友等人執行，對抗拒不納或不及數者，用夾棍刑追。但實際未受刑出餉者甚多，大抵降者十分之七，刑者十分之三。
至四月初八日，“追贓助餉”政策爲大順政權在京獲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
均爲皇親國戚、百官衙屬所獻，屬崇禎內帑僅有銀兩萬一千三百兩。
宋獻策不無感慨道，若這些皇親和百官將家產一半，或三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獻於崇禎，大順恐怕也不會如此輕鬆奪取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