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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住哪兒？還在世紀路那邊麼？”梁銳希問。
他記得周琰畢業後本來是回了南市考公的，但聽說對方在體制內做了一陣，覺得很不適應，半年不到就返回了海城，之後進了一家蠻出名的大律所，還在世紀路租了個公寓。
那年年後他們見過一次面，是他主動約周琰，但周琰看上去很憔悴。
梁銳希可以理解，海城的競爭本來就激烈，何況他們只是本科畢業，即便周琰曾是F大法學院的學生會主席，進了大律所，看的也是專業能力。會不會寫各類訴訟文書，做不做得來調研工作，能不能處理好與委託人的關係，甚至有沒有自己的案源，這些纔是決定一個法律新人能否快速立足的東西。
那回見面時，梁銳希明顯感覺到了周琰的疏離，像是忙得已經完全顧不上去維繫朋友間的感情了，整個人沉默寡言，而且從內而外地散發着“以後沒什麼特別重要的事不要找我”的氣勢。
而梁銳希也是在那年春節前失去了人生中重要的一位親人，之後差不多有一整年都處在一種近乎於“守喪”的消沉狀態。
兩人的聯絡就是自那之後少起來的，儘管後面也見過幾次面，但都不是特地約見，而是恰好有什麼機會碰上了，聊上兩句，或是有同學組織聚餐，非要把他們都叫過來。
所以，對周琰的印象，梁銳希還停留在對方住世紀路的時候。
但如果周琰還在住世紀路，應該距離凌州二院很遠。
“沒，搬到臨山公園那邊了。”周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