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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他當時之所以暴跳如雷完全是因爲覺得自己受到了連累而已,目的也無非是想得到一定的賠償。
那徐世軍究竟是什麼時候改變主意、非要把兩個男人的對話內容編造成是針對他的一場謀殺呢?
這麼一想,李新年不禁想起了那天去馬達縣處理車禍後事的時候跟馬達縣公安局副局長焦友軍的談話內容。
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焦友軍告訴他,張福平之所以主動交出了這筆錢是因爲警方謊稱行車記錄儀已經修復,所以張福平萬般無奈才交出了那筆錢。
可現在想想,焦友軍的話就有點問題了,當然,問題還不僅僅是因爲焦友軍說的話,而是在於張福平的反應也不正常。
試想,張福平很清楚自己跟同夥在現場說過什麼話,他們當時恐怕壓根就沒有想到行車記錄儀這件事,否則也就不可能說話了。
也許,張福平有可能都不知道行車記錄儀是什麼玩意,除非是警方告訴了他。
可如果他相信警方真的修復了行車記錄儀,那就不僅僅是拿出錢的問題了。
而是他應該意識到自己和同夥製造了那場車禍的罪行已經暴露的問題,難道交出那筆錢就萬事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