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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在當時的中國境內，各種外幣的市場保有量大得驚人。按照當時的一份粗略調查，僅僅是在中國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過五億之多，而這還是在日本佔領東北三省，關內反日風潮高漲的情況下。至於英鎊和美元在中國市場上的流通數量，恐怕還要更高一些。
爲了更好更隱密地花掉這些“錢”，林漢和漢娜使用了多種手段和防範措施。
首先，就是上海的幾個金融中心裏必須有人傳遞消息，以便能及時把握當地銀行對市場上出現的大量僞鈔的警惕性，扼殺可能出現的危險苗頭。早在1931年漢娜在德國的科研人員還在爲研製印鈔技術而進行“技術攻關”時，在上海的“公關”就已開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上海開設的分行辦事處，都有職員在他們的“公關”下被買通，隨時可以從銀行內部反饋情報。
1932年六月，第一批“價值”五百萬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國，七月，“價值”一千萬的假日元也到達中國。十一月後，“合格”的英鎊的也被印了出來。最初，漢娜這夥人首先在上海小規模小批量地使用，用於套購金銀等貴重金屬，結果市場反映良好。無論是銀行還是商戶，都沒有對這批鈔票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不過爲防萬一，漢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數超過五十人的特種部隊，裝備以芝加哥打字機、狙擊步槍爲主力武器，單兵火力極其強大，其任務只有一個：一旦有內部人員在套購物資使用假幣時東窗事發被捕，這支特種部隊就負責救人或滅口。所幸的是，由於這批德國製造的美元、日元、英鎊和真鈔的差別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基本都沒有發生意外。
漢娜和林漢曾將自己印製的假鈔，請鑑定專家進行過鑑定，十張假鈔和十張真鈔混在一起，鑑定專家拿着放大鏡看了半天，愣是無法從印刷紋路上分辯出來——在林漢和漢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們自制的印鈔模版和真貨模版完全沒有差別，可以達到原子級別的精確，“誤差”僅僅只是原子級別的（等於沒有）。唯一可能分辯出來的手段，是得放在試驗室裏用專業的燈光照射分辯色譜纔會判斷出差別。但是尋常的銀行，哪有用得了這麼高精尖的仿僞手段。
爲防萬一，漢娜派往上海的間諜，以美國人的身份在上海註冊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後使用自己印製印發的“真鈔”，僱傭了一批中國買辦，輪流在上海灘的各條商業街和批發市場瘋狂掃貨，金銀貴金屬、皮草藥材，絲綢布匹，糧食和礦物，幾乎是什麼商品都收購。
貴金重屬和礦物被運回德國給德國的戰爭機器輸血，皮草藥材，絲綢布匹還有糧食，則在中國進行內部交易消化進行“洗錢”，有的回售給市場以金銀的形式收回再運回德國，有的則直接做爲援共物資送給江西紅軍，而有的則拿來賄賂從中喫拿卡要的炮黨官員和地方大大小小的軍閥以貨易物。而到了1933年，六月，當紅軍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後，漢娜在上海開設的皮包公司，用假鈔收購來大量的糧食和藥材，裝上輪船掉頭南下，直接就在福建東山港停靠，轉手送給紅軍。
另一方面，江西蘇區的紅軍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鎊的使用大戶。贛州圍城時，紅軍就是大撒鈔票，使用林漢提供的“外匯”從守軍中大肆收購槍枝、子彈甚至火炮和炮彈。不過在使用“外匯”這一點上紅軍還算有節操，基本上都是用來賄賂“防守悍將”馬司令，至於底層的守軍官兵，紅軍主要是使用德國“幫忙”印製的，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來收購對方手中的武器彈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