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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上半年期間，十九路軍不是沒想過掙扎，也多次組織軍隊出城，象後世的日本鬼子般想“下鄉搶糧”，結果卻被早有準備的紅軍打了回去，損失慘重卻一無所獲。
這四座城市都靠近海邊，靠着海運還能從外部輸入物資。於是在“美國”商人的“好心”幫助下，林漢在上海開設的幾家皮包公司，拿着用自己印製的外匯在各地掃貨購買到的糧食藥材等物資，然後通過海輪運到四地銷售，維持城市的運作。而從上海開出的十條貨輪，只有四條船進了這四地，其餘的全駛向東山港，和十九路軍做生意成了極好的掩護。
由於紅軍有意困而不打，又擔心十九路軍撐不下去投降或棄城而走，所以一直有意地不攻擊四地的海上運輸線——實際上往這四地運物資的輪船上很多成員都是地下黨。
這一年來，被困在四地的十九路軍過得極其苦逼。四個城市本身沒有多少稅收，緊貼的周邊農田勉強還能榨點汁水，稍遠一點就全是紅軍控制區，幾乎拿不到收益。外來的物資輸入渠道雖然一直通暢沒有被切斷，可是全部都要使用真金白銀去購買——其實圍困四地的紅軍也沒有切斷對這四座城市的物資供應，反而大開生意之門。只要守軍能掏出真金白銀硬通貨出來，糧食，蔬菜，藥品，甚至是上海那兒出產的奢侈品，全都不設上限的無限量供應。一年的生意做下來，愣是把困守四座城市，坐喫山空十九路軍口袋裏的家底榨得乾乾淨淨。至於下層的官兵爲了過得更好，偷偷地拿槍械和子彈與紅軍換補給的事就更是多得數不清了。
守城同樣也怕悶守，爲了籌集向紅軍和“洋船”買補給的銀餉，困守一座座孤城的十九路軍在城內也是刮地三尺，颳得城內的商家大戶叫苦連天。最嚴重的時候，四座城市裏的大戶哭着往城外跑主動向紅軍表忠心，願意當“帶路黨”。只是紅軍本着“困而不攻”的原則，奪取周邊後就是不肯輕易攻擊四城。
困守四地時，十九路軍也不是沒有得到外來的援助，和福建一海之隔的日本人，對福建的戰事就十分地關注。他們通過海路從臺灣調拔了一批武器增援十九路軍，甚至還打算派出干涉軍進行干涉。但是在這一點上，十九路軍的高層守住了底線，他們一手拿過日本人送來的槍械彈藥，別一邊卻拒絕了日本人的“好意”。英美兩國也對日本人插手長江以南十分的警惕，嚴詞反對。
此時的日本還在消化從東北搶得的地盤，在英美的壓力下，即使有這個想法也只能憋在心裏。日本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一些舊軍艦佈置在臺灣海峽靠近福建一側只待紅軍進攻沿海四地就以“護僑”的名義進行武裝干涉，但日本人等了一年，紅軍兵臨城下一年，愣是沒主動對四城開一槍一炮過。
漳州戰役結束後，被困了近一年後，十九路軍的上層蔣光鼐、蔡廷鍇上層也看明白了紅軍的戰略想法，卻毫無辦法。他私下聯繫紅軍，想要以主動放棄城市爲代價讓紅軍放他的部隊一條生路，卻被紅軍一口拒絕。深知中國軍閥脾性的李潤石反過來向蔣光鼎提出了一個建議：解散福建人民政府，把城市和部隊“賣”給南京國民政府。
作爲交換條件，紅軍用林漢提供的二十萬美元買下了他手中部隊的大部分裝備，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支援十九路軍的槍械彈藥——不過這筆錢這回倒全是真鈔，主要是林漢爲求穩妥，不想在這地方暴露了僞鈔的來路。儘管林漢對自己印製的僞鈔很有信心，但小心駛得萬年船，在這種容易暴露假鈔來路的地方還是小心爲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