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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幾乎沒這樣訓過人，說完話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了，拉着小三轉身就走了，回個頭，發現黃達鳴衝着湖面發呆。
果然，即使戰爭結束了，現世的磋磨也沒有結束啊。
兩人例行的飯後溜達結束便回了家，新家在中山路附近的官巷口，離她最肖想的西大街其實有點遠，但這住宅是秦梓徽的屬下給找的，人家好意，還給找了市中心，她便也就將就住了。
官巷口原名壽安坊，因爲沿着南宋時的御街，是文武百官聚居的街道，所以就得了官巷這個名字，有土豪自然有經濟，這麼多年了，這兒一直車水馬龍的。
前些年被佔領的時候有不少日語的匾額，現在都拆了下來，生意人們重新拾起了自己的營生，生活節奏恢復得很快。
剛到杭州的時候，政府號召有能力的人都投入復興大業中，作爲“官太太”總容易“被”首當其衝，爲了不坐以待斃，黎嘉駿主動交代了自己的特長，在秦梓徽出發前往諸暨等地收繳戰俘物資時，她便被分配到了富陽一個凌橋收容所協助處理戰後戰俘遣返工作，主要進行一些和日本人溝通的事宜。
其實這些年，杭州也在進行奴化教育，年輕一點的人進行一些日語日常溝通還是可以的，但被迫學和主動學到底不一樣，黎嘉駿的常用詞彙裏就沒什麼所謂的“天皇”和“太君”，與戰俘交流起來平靜而自然，相比其他臨時抓包來的“日化教育”出身的人完全兩個姿態，所以很快就頗受重用。
可黎嘉駿並不愛幹這活兒。
太鬧心了，她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覺得這些人就不該有這麼好的下場，就應該關進奧斯維辛那樣的集中營裏虐一虐才能爽，聽聞關東有不少戰俘被送去蘇聯的時候都是身無長物，可這兒，不僅給喫給喝，回鄉還讓帶錢和生活用品，好像唯恐他們回日本過得不好似的。
日本人這時候不能算戰俘了，他們大多是難民，在這方面倒是對他們感恩戴德的，而且相比中國人，他們更清楚過去這些年被他們抓去日本的中國勞工會是什麼下場，就好像大部分中國人都不知道他們在戰時遣返的俘虜回到部隊會有什麼下場一樣，所以將心比心，面對這樣一個厚道到有點蘇的民族，除了感激和配合也沒什麼可表示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