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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自習你不斷地在手機上打着什麼。你用這個舉動向我示威，向我挑釁。天一那天晚上回家去了，他獨自複習的效率更高。全班四十幾個人靜得像一個人，只有你的手機小鍵盤不時發出輕微聲響。我走到你課桌旁邊，將一張小字條放在你面前。你看了字條一眼，動作和姿態都沒有變。字條躺在桌面上：“收起手機，不然我會沒收的。”那一行字既無奈也無趣。有些學生注意到你無聲的挑釁了。我帶了這個班近兩年，從高二開始，我從沒有遇到公開挑釁我的學生。高三這一年，學生們把我這個班主任更當成生死與共的同盟，或者說是一場持久艱苦戰役中的指揮員。二次世界大戰打了六年，而高三年級是大戰的六分之一。因此，此刻我們班集體裏出現你這樣的人，同學們第一是感到意外，第二都視你爲集體的叛徒。
假如我不收繳你的手機，集體士氣會受影響；而收繳無疑會更加深你對我的誤會，也加深你的傷痛。
你從去年暑假開始塑造了一個成熟男性的形象，自己又摧毀了他，就摧毀在你把手機公然放在桌面上那個動作上。想想真的很有意味。我和你是以收繳手機開始親近，又是以收繳手機拉開距離。你很響地放下手機，看了我一眼，意思是：不是要收繳嗎？來吧！我假裝注視燕子複習的英語模擬考題書上的情景作文，上面標着20分，眼睛的餘光卻看到你把那字條拿起，放在你手機上面。你周圍的幾個學生開始嘰嘰咕咕地議論。
楊晴回過頭，輕聲說了一句：“劉暢你幹什麼？！”
“我幹什麼你不是看見了嗎？！”你頂她道。
“玩手機幹嗎在晚自習課堂上來玩？不會回家玩去？”楊晴站起身來。
我發現眼前的楊晴又高又瘦，苦到極致的高三生活竟然讓她又長高了，所謂石頭再重，壓不住春筍拔節。此刻我已經來到你課桌旁邊，輕輕按了按楊晴的肩膀，拿起你的手機和字條。我壓根沒有接受你的挑戰，連交鋒都避免了，儘量低調地處理這件事，讓它在四十幾個人的注意力上少留痕跡。但你還是笑了笑，自己跟自己笑，笑的時候下巴和頭扭出個角度，可以跟Devil May Cry（《鬼泣》）中的主角媲美，狂，並且拽。
你知道我收繳了你的手機後必然會產生一個回合的交談，近距離的，私下的。那樣你就得逞了，就贏了我。而我在晚自習下課鈴就要打響前，把你的手機不着痕跡地又放回你的課桌上。你從書本上抬起頭，發現自己原來沒有贏。我也沒有贏，這場較量中沒人贏。我拉着楊晴邊走邊談，往停車場走，看起來我們在緊張地商討教室的佈置：把黑板上方的國旗重新上色，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等口號重新寫過，新鮮顏色會振作精神，等等。實際上我在躲避你直接跟我交談。我在你的目送中上了車，我讓楊晴也上來，說我把她送回家。那時她母親已經租了釘子戶的半間房，跟另一個班的同學家合租的。
回到我自己家，打開手機，我看見十來條未讀短信，都是暢兒你發的。最後六條是重複發的：“如果你不告訴我真實的原因，我今天就在你家窗外過夜，就像去年暑假那樣。”
你在前幾條短信中寫了你判斷的真實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