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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太太最大的不適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壞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幾代人離罪惡的遙遠而建立的。她不能確定我是否和罪惡有關，但她更無法確定我和罪惡無關。她突然覺得我離她的認識極其遙遠，她曾自信地在我行爲氣質上讀出的謙和多禮原來是錯誤，它們都是神祕內向的東方所給予我的僞裝，而絕不能給她證據證實我的無辜。而壞就壞在我的內向和神祕。她覺得過去跟我的相處全不能作數，而未來都要在長期的一無所知中相處下去。或許東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個逃犯，像我這樣斯文的一個逃犯。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麼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爲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因爲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麼也沒聽進去。我接着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歷史，尤其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對於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因爲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臺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裏也有。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啓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羣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態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臺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態”，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麪孔隨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裏失去了方向。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麼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並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標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我怎麼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臥室傳出來。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麼？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準fbi打電話。”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着。”他明擺着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麼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