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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鄉隆盛聽了林逸青的回答，再次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正如林逸青所說，他對自己的處境，其實是一清二楚的。
西鄉隆盛是下級武士出身，以維新英雄的身份出任陸軍大將（當時日本軍界獨一無二的大將），近衛軍統領，參議三項軍政要職，可以很明確地說，有名有權，已經是位極人臣，不可能再有更高位置了。日本全國無論賢與不肖，全都知道西鄉隆盛的威名。西鄉隆盛的二千石俸祿也是維新英雄裏面最高的（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每人也才一千八百石）。西鄉隆盛身爲陸軍大將，近衛軍統領，名義上全國陸軍他都有權調動，連駐紮東京的近衛軍，也都歸西鄉隆盛統率，日本陸軍和近衛軍將校，也大都是西鄉隆盛一手提拔，海軍將領事實上他也有權任命，可以說位高權重，哪怕是退下來之後，對日本政局也有着巨大的影響。西鄉隆盛按說已經是掌握政權的人中的一個，可偏偏他所堅持的理念，他所維護的人羣利益，是跟當時大多數政府中人的理念，和他們所維護的人羣利益格格不入的。西鄉隆盛的急進“徵韓論”在朝議中的失敗，已經很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而他的憤而出走，也說明了他已經對明治新政府的一些措施徹底失望，知道自己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通過他的“參議”身份來求得改變。西鄉隆盛的辭職和出走，在當時是件震驚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稱爲“明治六年的政變”，導致“西鄉有謀反動機”這樣的認知在朝野實實在在的存在。緊接着的明治七年，爲日本奠定法制基礎、曾身爲官、司法卿、因西鄉隆盛的“徵韓論”未被採納、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獲接受而與西鄉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的佐賀（離西鄉所在的薩摩鹿兒島並不遠）的3000士族的擁戴下，起而反叛，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鎮壓，並以極刑梟首示衆，是爲“佐賀之亂”。西鄉隆盛雖然沒有響應江藤新平的反叛，然而，他們的下野原因，擁護人羣，居住地點，影響力和身份都是相去不遠的。可以說，當時大多數的日本人都會以“佐賀之亂”作爲強化“西鄉是有謀反動機的”這一觀點的根據的。而大久保利通對於江藤新平的斷然梟首，也是想要震懾西鄉隆盛，西鄉隆盛對此心知肚明。
而西鄉隆盛經營的私學校，則更爲大久保利通等人所忌憚。因爲這不是一般的學校，它在鹿兒島市內和縣內各鄉設有130多處分校。可以說，這是一個以西鄉隆盛爲中心的緊密組織。更嚴重的是，鹿兒島縣從來沒有上交過日本中央政府稅款，縣令大山綱良以下區長等官吏，公然不服從中央政府的調派。各級重要職務都由私學校的幹部擔任，甚至警察也多爲私學校的人擔任。這可以說是一個以西鄉隆盛爲黨魁，以私學校的校訓“道同義協”、“尊王憫民”爲綱領，以維護舊下級武士階層利益爲己任，以學校的形式爲各級組織，以西鄉隆盛的私人俸祿、各學生學費、以及鹿兒島縣租稅爲經費的獨立王國。而且，這個獨立王國，已經掌握了鹿兒島整個縣的行政組織，又公然不服從政府的法令與人事調配。更何況，西鄉隆盛手下的那些私學校骨幹，都不是一般人，他們全都是經過戊辰討幕戰爭洗禮過的武士，能征慣戰，而且有着強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在明治新政府看來，西鄉隆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反形已具”了。
“難道……真的要……”西鄉隆盛的眼中閃過落寞之意。
“而今大久保、山縣等人已然四處調兵遣將，加強九州地區的兵力和警力，並加緊實施一系列削弱士族實力的措施，我想這些情況，南洲先生不會不知道。”林逸青道，“而我來時，卻見先生並未做什麼應對措施，難道先生真的想要束手待斃不成？”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請教瀚鵬。”西鄉隆盛沒有回答林逸青，而是反問道，“瀚鵬如此幫我，難道就不擔心我日後會對乾國不利麼？”
“乾國和日本如不聯手，將來或許會有一戰，但絕不會是現在。”林逸青答道，“南洲先生輔佐下的日本，也許五十年後會與乾國爲敵，而大久保治下的日本也許十年內就是乾國的死敵。幫了南洲先生，乾日兩國至少還能和平共處五十載，若不幫南洲先生，乾日兩國十年內恐刀兵相見矣。十年內開戰，無論是對日本還是對乾國，都沒有任何好處！如此結果，則不論是南洲先生，還是在下，都是不願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