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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幾個月前，寶安區工業村委向最高人民法院掛號寄出了《申請再審書》後，並沒有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答覆。兩個月後，反而接到深圳中院執行庭要求拍賣抵押房地產的執行通知。這時，工業村委又向負責此案的蘇公安求援，蘇公安與相關人員商量後，便以工業村委的名義寫了一封催辦信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投訴最高人民法院沒有接納工業村委的再審申請，是不恰當的。言下之意，好像有點埋怨人民法院不作爲。最高人民法院負責同志收到這封信後，向有關部門查詢了一番，瞭解到當初因爲再審申請程序不合，而未作處理。現在，仍作爲人民羣衆來信來訪的類型放着。這位負責同志便在該信的末端空白處批了幾個字：“請經二庭跟進了解該案。並函覆工業村委。”
其實，當初經二庭的負責同志已經調看過該案的卷宗，認爲判決沒有大錯。院長批示後，便將工業村委的來信作爲人民來信來訪的角度，一方面傳真給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跟進處理，一方面給深圳寶安區工業村委寫了一封回信。內容是：“貴村委給我院主要負責同志的信件收悉，院長已批轉我庭跟進此案。我庭已將你們的意見轉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處理，請與他們聯繫。”
於是，寶安工業村委派出律師到了省高院銜接再審事宜。接着，省高院決定由審判監督庭啓動審判監督程序，對該案予以再審。1999年5月31日，省高院趙小姐將電話打到湖貝支行陳作業的辦公室，並傳真了工業村委的《申請再審書》。
夏天看完這篇以工業村委名義上達最高人民法院後轉至省高院的洋洋灑灑的大作，心裏也是不能平靜。在思考着，將與法律顧問郝文婷以什麼樣的措辭駁斥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以還歷史的真實和銀行的清白。
卻說市民銀行湖貝支行聘請的法律顧問郝文婷是一個學有所成的法律專業工作者。這位小姐長得不算漂亮，但是聊起案子來總是輕聲細語，用證據說話，她縱使有不同意見與人爭論，也不會以過急的調門，窮盡嘴上功夫。與時下一些打官司的代理律師喜歡在語言上發表過激的看法，上綱上線相比，她的內斂正是信心的標誌。
其實，就郝文婷的性格特徵來說，也成就了她在學業上勝人一籌的結果。
郝文婷生長在號稱馬背上的民族的發源地——內蒙古大草原，少年時代一家生活比較艱苦，整天跟着遊牧家庭奔波勞碌，除了練就了她堅強的意志和健康的體魄外，也使得她的皮膚長得黝黑老相，因此，她不算漂亮的那種女孩子。也許正是因爲如此，她在考取了北京重點大學的法律系後，也沒有少女常有的那種喜歡打扮的嗜好，而是一頭扎進書堆，如飢似渴地在知識的大海里遨遊。因而其貌不揚的她，倒在學習上得到了同學們和老師的敬重，成爲全系的佼佼者。大學畢業後，她也像她的遊牧家庭一樣，對參加相對正規的公務員隊伍感受到被束縛而興趣不大，不如當個律師更加寫意，於是，便成了一個完全靠自己能耐喫飯的專業律師。
那天下午，湖貝支行的陳作業約她於第二天上午到行裏一趟，與夏天等人商量寶安福利牀業公司貸款糾紛案再審的舉證和主張問題。
第二天上午，她依約來到湖貝支行，在陳作業辦公室與夏天和陳作業見面，聽了陳作業介紹省高院當初電話上所說的，看了工業村委的《申請再審書》，然後對陳、夏兩人說：“我看問題不大。他們把《申請再審書》往北京送，在程序上已經錯了一回了。別看他們在這個《申請再審書》裏用了聳人聽聞的字句，這要是在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時候可能會連累到像公證處公證員哪、貸款經辦人哪、行長啊什麼的，說不定在那個時候像夏經理這樣也參與了貸款審批的人，難免被人拉上街，戴個高帽子游街什麼的。但是，現在國家法制建設已經有了規模了，在法庭上，他們可以說他們的，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法官還是要靠事實採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