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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爲:毛先生出問題,是他在哈哈大笑聲中籤下他的大名時就已經釀就了的。
在我供職過的幾個單位中,單位領導都把比較敏感的工作,諸如管錢、管印、管費用、管物資分配等事交給我處理,因而經常處在風口浪尖上。有些人出於不同的目的,很希望我多用一些公家的錢物。如:1987——1991年底,我任法定代表人(經理)的國有銀行xx經濟信息諮詢分公司,累積了六萬多元的經理基金,按規定我有權自行分配這筆資金,銀行(公司)的核心人員也是多麼希望我主持把錢分掉而他們自己也從中受益。但我不爲所動,待我離職時完好無損地並回銀行大帳。我在深圳特區總公司工作時幾乎同時擔任着三個職務:企管部長、審計部長、工業發展部長,按規定沒有費用審批權,但我所管轄的企業,大部分都很放心的請我在必要時代行審批費用,最後也得到總公司默許。他們也希望我自己多報一些費用,但我從不沾這個便宜。到了銀行(含湖貝金融服務社)工作後,由於單位對我的倚重,領導經常會主動要求我報銷各種費用,我仍然十分慎重地做到應該報銷的才報。我在深圳金融系統工作六年,累積沒有報銷的發票達37萬元。也許有人會說:“這多傻,應該後悔纔對。”然而,每當我看到一些不懷好意的查帳者查完我經手的帳目後的失望眼神;每當我看到市政府委託市審計局審計和後來市民銀行經反覆稽覈,多次確認我所經辦的內外帳、大小帳目吻合而通過甄別時;每當我想起我的幾任領導只要看到我簽署了意見的費用單甚至貸款審批表,就再也不願多看一眼便籤字同意我的意見的情景時;每當我想起市民銀行黨委有勇氣、有膽識,敢於在非常時期的1996——1997年度(即接收金融服務社的次年),把長期處於敏感崗位工作的我表彰爲市民銀行系統10位“優秀黨員”之一時(這在市民銀行是罕見的),我覺得:這些就是我誠實做人的回報。
說實話,我也曾經有過像搖曳着的一葉扁舟飄浮在驚濤拍岸的大海邊的經歷;也曾經歷險般地被人用放着錄音機的轎車主動接送上下班達十來天,後來還親耳聆聽了他們的無聊錄音;我也曾親眼看到:當年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想努力開拓的存款客戶的負責人以及一些熟悉的金融同行,在高牆內聊度殘生;也曾經兩次參加銀行組織的“參觀深圳市看守所”活動,聽到監號內有規律地傳出一聲聲“首長好”的吼聲。對於這些,我都顯得自信和坦然。這恰恰印證了我在18歲當小學教師教學生寫詩時自寫的打油詩:
喫了鹹魚嘴會腥,偷了東西心會驚;
人正不怕影子歪,唱歌都敢哼大聲。
“謹慎交友、警鐘長鳴”——這是1994年4月我寫在通訊錄上,對我曾經給予其事業第一桶金支持的名叫餘森的人有感而發的警句。此人以餘森地產公司的名義建起了商業廣場,但因爲他的虛僞和姦詐,爲達到自己更大的利益而甘當被人利用的工具。正因爲他的無良,幫助他起家的人險些因此栽了跟頭。
現在看來,由於我一直保持着這份特有的冷靜,才能在紛繁複雜的金錢世界的大染缸裏全身而退。
據說,有一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兩種體制重疊更替期間起家的企業家乘船到了珠江口,當看到江水與海水交匯處時,他的眼睛一會兒發着藍光,一會兒又混沌無神,只聽他嘴上喃喃地說:“最多魚食的地方,最多魚兒的地方,魚兒最自由的地方……,這就下到海了!”是啊,魚食、魚餌,淡水、鹹水,魚兒與漁民,船與大海,風險與機會相輔相成、相對相生。與之相對應的還有:蟬與螳螂、黃雀與獵人之間的循環之顧。
腳踏實地、丟掉幻想——兒孫應該切記。
最近,我再讀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一文頗有感慨。朱先生在文中談到他20歲時家裏遇到很大的變故,他的父親爲了供他讀書不但變賣、典當了家產,還擔心他去北京讀書可能迷路而與他一同出門。他回憶當時看到父親忙上忙下的背影,而深情地撰文思念他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