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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題，當那個被到處指派的小鐘拿着四瓶礦泉水，急匆匆地跑到衆人面前時，幾人已經抽了好幾輪煙，指節長短的過濾嘴扔得滿地都是。
他們抽的是進口香菸，國產的香菸還沒多少有過濾嘴，這年頭能抽上大前門就是相當有面子的事情，而這幾人赫然抽着“良友”“希爾頓”。
能在這種經常和外國人打交道的公司裏，自然有途徑搞到稀罕的外菸了，而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還在使用糧票油票的時候，華夏信託的中高層已經可以頻繁地出沒在外國餐廳了。
此時改革開放還沒有幾年，華夏信託的高層已經開始頻繁地接觸起國際金融界了，他們經常邀請一些西方國家資本市場上的一些聲名鵲起的金融人士，來華夏國講授有關國際金融市場的知識。
整個國家打開了大門，如飢似渴地學習起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東西。
在四年前，華夏第一學府燕京大學有幸請來前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施爾茨，前來燕園講解在西方如ri中天的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而舒爾茨本人長期專注於農業經濟和以農業爲基礎的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被西方經濟學派成爲“人力資本概念之父”。
讓人尷尬的是，當時整個燕京大學很難找到一個既jg通西方經濟學，英語口譯又好的人來，無奈之下，只能讓一位從海峽對面潛逃過來的林姓學生當舒爾茨的翻譯。
誰能想到，舒爾茨竟然看中了這位學生，收他做了門下弟子。兩年後，那位林姓學生從燕京大學畢業，順利拿到了碩士學位，然後遠渡重洋到了經濟學的聖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
若干年後，該名學生從美國歸來，在燕京大學創立了華夏經濟研究中心，爲華夏經濟學的研究教學、人才培養、學術交流，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