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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希羽組研究所的存在，“1.7萬元”這個數字在之後兩年更是會連續下跌，最終在1985年前後跌到1.1萬元左右的水平，每個項目平均不到兩人（1.8）。
至於在國際刊物和國內權威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之中，中科院和國家教委所屬高校的論文發表強度（每萬人發表量）和質量（期刊平均分級和引用數）就更不可能與希羽組研究所相比。
當然，希羽組方面對背後的原因也很清楚——因爲歷史問題高等學校有高級職稱的科技人員普遍年齡老化，在這些單位裏，真正做實際工作的是中、青年骨幹。
但是，在上報成果或申請獎勵時，對於項目組內部確定方向的人和承擔主攻任務的人員的作用沒有按能級評定貢獻和進行獎勵，使一些骨幹人員的積極性受到了挫傷。不公正的評價與待遇使中、青骨幹的羣體意識日趨薄弱，逐漸發展成爲變合作爲單幹。【1】
綜上，江舟等研究所內的同事們在實際上不指望這種討論和對話能夠改變現狀。
這時，西園寺綾音有意擺出了意味深長的笑。
“我終於明白，你們調查組爲何對希羽組研究所如此糾結了——用我最近學的中文來說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喫草’。”
“用量化指標來算，如果說希羽組研究所是指望能用發達國家的六成到1.2倍的支出去爭取1.5倍起步的收穫，那麼你們這些調查團成員所在的大多屬單位，是希望能用不超過五分之一，甚至不超過十分之一的支出獲得八成以上的收穫。”
“你們總認爲：自己經歷的時代裏可行的方式在現在至少仍舊有大部分是可行的。但問題在於，你們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後，外部信息的進入已經讓原先的秩序開始發生崩潰，並且科研人員遲早都有機會知道外省甚至外國同行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