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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元月，註定是一個不平靜的月份。
肖正平由鄉政府派車送去縣裏，被披上大紅花，與其他“萬元戶”一起，接受了縣委領導的表彰。
表彰大會過後，這些萬元戶還像勞改犯一樣，被卡車拉着在縣城轉了一圈。
回家之後沒過幾天，鄒樹生就在喇叭裏宣讀了他在報紙上看到的那份着名的中央一號文件的概要。
在這份文件中，中央正式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僅肯定了包產到戶，還將合同引入到農業領域，這標誌着過去的公社管理農業正式走到盡頭，而農業的市場契約制則正式步入歷史舞臺。
幾乎是相同的時間段，縣菸草局也來了通知，內容是不再按戶給菸農押任務，而是改成籤合同，願意種煙的農戶可以根據自家的煙地與菸草站簽訂合同，而菸草站則按照合同約定的數目提供煙苗和化肥。如果不願意繼續種煙，則可以不籤合同。
反正意思就是說，農民們願意種啥就種啥，就算你啥都不種，也沒有人說什麼。
農民，是一個沉穩而又有力量的詞，農民就像一頭老黃牛，任勞任怨，幹着最不起眼的活，卻擔着最沉重的擔子。農民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會默默無聞的擔起擔子，而在擔子卸下的時候，他們的喜悅又總是那樣含蓄。
好消息一個接着一個，肖正平有些應接不暇，他發現隊裏的人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樣歡欣雀躍，只是看見尚未開春，農田裏就有了忙碌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