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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马自然不敢反忽必烈,就指使卢世荣出来与刘秉忠打对台,弹劾刘秉忠策略失当。
刘秉忠这人独得圣心,忽必烈几乎对他言听计从,众人妒忌,但刘秉忠聪明,理论滔滔,逻辑严密,想把他搞下台不容易。
因此来“文人相轻”,以文章来对文章,试图说服忽必烈。
在卢世荣的奏折中,他考古论今,认为参考匈奴留给后世北方游牧民族的最深教训是:和汉人军队作战,切忌不能在草原上筑城。
这一经验,成为后世北方草原所有游牧民族的“祖训”。
筑城就意味着定居,这样会让汉军找到目标,如此战场就从大跨度的机动作战变成了正常状态下的两军对垒。像这种正面交锋的战争模式,游牧民族基本没有一合之敌,连打成拉锯战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呢,北方游牧民族遇到汉人精锐武装,尽量不要阵地战,否则必败无疑。
卢世荣引用了《旧唐书》上的记载:“……会李世绩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将其众自赤柯泺北走,世绩选摩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勒兵还战,陈亘十里。“
“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下马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
这事儿的起因是公元614年,由于东突厥的灭亡,北方草原上的薛延陀部趁势坐大,开始不断攻灭兼并草原上的其它部落,结果与唐朝爆发了战争。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令儿子大度设率三万名骑兵进逼长城,遭到李积则率领的唐军拦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