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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敏帶着所有老太太們挨戶宣傳，讓賴在家裏不下鄉的高中畢業生出不了門；一出門就圍攻他（她），告訴他們上海人民不歡迎寄生蟲。老太太們的活動很多，每天從早飯後安排到晚飯前：監視某家窗口，觀察那個“反動學術權威”的醫生是否又在家裏給人看病開方子；不定點地站暗哨，因爲弄堂裏總有不學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裏做醜事。這些青春男女有時會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對過往的人評頭論足，或者亂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媽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儂嗎？”或者：“阿哥，不認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錯愕，他們就一鬨而笑。老太太們戴上紅袖標，不時到弄堂口把他們轟開，並且威脅他們：“我認識你爸爸姆媽的；要我去告訴他們嗎？”或者：“我可以打電話叫警察來，叫他們來捉小流氓！”

警察們對這些老太太確實買賬，好比當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勝仗。警察們還真被老太太們調來過幾次，有一次捉了個翻窗偷盜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幫打算偷汽車的“病退”知青。到了工農兵大學生開始進大學的時候，大部分“反動學術權威”已經被“解放”，老太太還負責提供預習功課的服務，把公社推薦回來的好知識青年介紹給前“反動學術權威”，對他們進行僅次於掃盲的補課。

婉喻漸漸覺得生活充實起來。對焉識的惦記、內疚和思念都被轉移了。她畢竟做了多年的中學老師，工作方法不同於一般居委會老太太，氣質風度不同，所以當她上門勸說那些不肯下鄉的畢業生時，就沒有挨臭罵或喫閉門羹。到了1973年，作爲工農兵大學生回到里弄裏的知青有十來個了，婉喻就拿他們做例子，說服賴在上海的畢業生們：“你們看看，到農村好好種兩年田，回來就是大學生；過去考大學哪裏有這麼便當！”

婉喻自己也要幫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補課。他們幾乎都是文盲，許多課程婉喻要從最基本的講起。好在考試只是走過場，所以一個兩個禮拜的補習就足夠。婉喻成了幾條弄堂裏最受歡迎的居委會阿婆，走到哪裏都聽到：“馮家姆媽儂好！”

1974年春節，居委會給幾個軍屬家庭送了“一人蔘軍，全家光榮”的鏡框之後，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問婉喻有沒有想到過申請入黨。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訴任何人她的入黨申請書怎樣被燒成灰，作爲斷了此唸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幾個支部委員討論過，覺得你條件蠻好的，要不要寫一份申請試試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顯出奇怪地細氣。

婉喻遞交入黨申請是出於對阿敏的報答。自從1954年焉識被投進監獄，誰對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黨申請居然被認真討論了，婉喻被認定爲最有希望的培養對象。當她收到焉識那封帶酥油氣味的青海來信時，七十一歲的婉喻已經作爲新鮮血液被吸收進了黨內。

婉喻在居委會身兼數職：財會、安全員、孩子們的輔導員。誰家來了客人，婉喻都有責任儘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況，看看是不是被各種運動掃蕩到這裏來的不良分子，拿這幾條弄堂做避風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