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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回上海前夕,我祖母的失憶症已經惡化。一次居委會的阿敏堵住下班的丹珏,向她報告,婉喻又交給她一份入黨申請書。她對阿敏羞怯地說,過去一直覺得自己條件不夠,政治上不過硬,現在老伴要回來了,政治上的包袱也就沒有了,所以斗膽向組織申請入黨。阿敏縮頭縮腦地指着樓上馮家的窗口,愁苦地小聲笑道:“你看看,她怎麼連入黨這種天大的事都忘了呢?”
從此後,婉喻再到居委會去,阿敏就把她送回來,要她好好休息。
到了我祖父陸焉識從青海回到上海那天,我祖母連居委會是怎麼回事都忘得乾乾淨淨。阿敏偶然看見她在陽臺上晾曬衣服,便向樓上招手,問她早飯喫了沒有,她會客氣地回答:“儂好。”婉喻頭一次見某個人,就這樣跟人家正規地打招呼:“儂好”。所以阿敏以後也不再跟她招手了。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他先來了一封電報,報告火車班次。那幾天小嬢孃的演講太忙,實在沒時間接站,我父親只好帶着我一道去火車站。故事就從這裏把我裹進去的。
因此,接下去出場的這個穿着小喇叭褲、正準備考大學的女孩就是我了。像所有十八歲的女孩一樣,她要忙的事情太多,光是祕密戀愛和剪裁縫紉時裝就快要累死她了。所以她告訴父親馮子燁,她要溫課,沒時間跟他去火車站。父親一臉兇蠻,說他沒跟她商量,去車站是“必須”。
火車是從西安開往上海的,從車上下來的人身上和腳上都有一層黃色塵土。站臺空曠了,流放歸來的老祖父卻遲遲不出現。父親煩躁地說:“回了他電報,叫他別動,別動,還是亂跑。好了,大家肯定錯過了!”父親不願承認,他已經不記得老頭的模樣了。他開始以爲老頭的大個頭會讓他一眼認出來。女孩子從來沒見過她的祖父,他所有的照片都被她父親燒掉了。“文革”中父親從她祖母那裏找出所有她祖父的照片,在馬桶間裏燒了一夜,瓷磚都燻黑了。她和她哥哥從來不清楚祖父犯的什麼法,只知道他是個大政治犯,夠資格挨槍斃的。後來他們明白想弄清祖父的具體罪狀是妄想,那個時期的罪狀都比較抽象。
漸漸的,整個空站臺就把父親和她晾在正當中。她爸爸罵罵咧咧,都打算帶她走了,突然看見車尾巴上站着個人,穿一身黑不黑、藍不藍的棉襖棉褲,黑暗的臉色,並不高大。他疑惑地往他們這邊走幾步,盯着他們看,是以整個身姿來體現那個謙恭微笑的。他明顯地在希望他們先開口問話。
父親小聲跟他自己說:“不是的,不是的,一點影子都沒有!”
女孩兒也但願不是的。這老頭樣子猥瑣,不是那種敢作敢爲敢犯王法的模樣。
老頭喚出了父親的乳名:“毛頭!”(他們三姐弟的乳名爲:大囡囡、毛頭、小囡囡或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