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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要走了。”
“你怎麼了？你的臉色煞白。”
我下樓站在遠處看芙頌。她站在謝娜伊女士身邊。她一邊聽謝娜伊女士和一個時髦、矮胖的女人交談，一邊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繞着她笨拙地綁在脖子上的頭巾。頭巾給了她一種高傲和神聖的美麗。從揚聲器裏傳來了主麻日佈道的聲音，因爲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關死亡是生命終點的詞語以及似乎想讓所有人畏懼而常常重複的真主字眼以外，什麼也聽不清。不時有人像出席一個遲到了的聚會那樣，慌慌張張地加入到人羣裏，當人們不約而同地扭頭看他們時，他們的胸前立刻被別上了一張印有貝爾琪絲黑白照片的紙片。芙頌專注地看着所有那些問好、招手、親吻、擁抱和寒暄的人們。
和所有人一樣，芙頌的胸前也彆着一張印着貝爾琪絲照片的紙片。人們在胸前別上死者照片的習慣，是在那些天經常發生的政治謀殺後舉行的葬禮上形成的，但這個習慣在短時間裏也被伊斯坦布爾的資產階級們採納了。戴着墨鏡、悲痛而事實上高興的上流社會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裝分子那樣在胸前別上的（和多年後我找到並在這裏展出的）這些照片，爲一個在聚會氛圍裏舉辦的普通上流社會的葬禮，賦予了一種爲了一個崇高目標和理想而犧牲的莊嚴氣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裏的照片，也給報紙上貝爾琪絲的訃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謀殺通告的凝重。
沒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離開那裏，去了邁哈邁特公寓樓，開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頌。我不時看一下手錶。過了很久，我什麼也沒想，憑着一種本能，稍稍拉開了一點掛在面向泰什維奇耶大街窗戶上那落滿灰塵的窗簾，我看見放着貝爾琪絲靈柩的靈車慢慢地從我面前開了過去。
一些人因爲貧窮、糊塗和被人鄙視等不幸痛苦地度過了一生的想法，就像靈車那樣在我的腦海裏慢慢經過並消失。從二十歲開始，我覺得自己身上有一個可以保護我免受各種災難和不幸的無形盔甲。這種感覺還告訴我，過分關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讓我不幸，另外還可能導致我的盔甲被刺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