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小狗擺設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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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講述的這些事件的很多年後，在我爲了看遍世界上所有博物館而去的旅行中，我會在祕魯、印度、德國、埃及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博物館裏花幾天時間去看裏面展出的收藏品、成千上萬個奇怪的小物件，晚上我會喝上一兩杯酒，然後獨自在街上走幾個小時。在利馬、加爾各答、漢堡、開羅和許多其他城市裏，我會透過窗戶或是窗簾的縫隙，看那裏的人家喫晚飯時是怎麼看電視的，又是怎麼說笑、聊天的，我會找各種藉口走進他們家裏，甚至和主人們一起合影。也因爲這樣，我發現了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家的電視上都放着一個小狗擺設。無論是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上百萬的家庭，爲什麼都覺得有必要在電視上放一個小狗擺設呢？

這個問題，在一個更小的範圍裏，第一次我是在凱斯金家問自己的。第一次去芙頌他們在尼相塔什的庫於魯？鮑斯坦街上的家時，我就立刻發現了一隻陶瓷狗，隨後我得知，那隻狗在電視機前是放在晚上他們一起收聽的收音機上面的。就像我在大不里士、德黑蘭、一些巴爾幹城市、拉合爾和孟買的很多家裏看見的那樣，凱斯金家也在小狗的下面放了一塊手工鉤織的小墊子。有時狗的旁邊會被放上一個小花瓶，一個海螺，（有一次，芙頌微笑着把海螺放到我的耳邊，讓我聽被擠壓在海螺裏的海洋的嗡鳴聲）有時狗會被靠上一個煙盒，狗就成了煙盒的警衛。擺在桌上的小狗，有時是根據菸缸和煙盒的位置來調整的。讓我感覺小狗會搖頭，甚至會撲向菸缸的這些神奇安排，我一直以爲是內希貝姑媽做的，但1979年12月的一個晚上，當我仰慕地看着芙頌時，我看見她去變換了電視上小狗的位置。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引起對小狗，甚至是對電視機的注意時，她這麼做也許只是一種不耐煩的舉動，因爲我們都在餐桌上等待她母親準備的飯菜。但這，還是沒解釋爲什麼要把狗放在那裏。在以後的幾年裏，電視機上還放過另外一個爲煙盒做支撐的小狗。一段時間電視上還出現過兩隻真的會搖頭的塑料狗，那些年經常能在出租車和小公共後窗上看見這樣的狗，但它們隨後又消失了。很少談論的這些小狗的行蹤，當然是和我對凱斯基家物品的興趣息息相關的。在電視機上面的小狗快速變化的這段時間裏，內希貝姑媽和芙頌已經感覺或是知道，就像別的那些物件一樣，它們都是被我“拿走”的。

其實我壓根不願意和別人分享“我的收藏”，也不願意別人知道我積攢物品的癖好，因爲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恥。像火柴盒、芙頌的菸頭、鹽瓶、咖啡杯、髮夾那樣不難拿也不會引起注意的第一批東西后，我開始拿更會引起注意的像菸缸、茶杯和拖鞋那樣的東西，同時，我也開始慢慢買來新物件來代替那些被我拿走的東西。

“前天我們不是說到那隻電視機上的小狗了嗎！在我那裏。我們的法特瑪女士在收拾東西時不小心把它摔壞了。我買來了這個，內希貝姑媽。我是在埃及市場給檸檬買鳥食、蕪菁種子時，在那裏的一家店裏看見的……”

“啊，這隻黑耳朵狗好漂亮，”內希貝姑媽說。“完全就是一隻野狗……你這個黑耳朵！快坐下。它給人安寧，我可憐的小狗……”

她從我手上接過小狗，把它放到了電視機的上面。一些電視機上的小狗，就像掛鐘的嘀嗒聲那樣，會給予我們安寧。一些狗的樣子是猙獰的，一些則是醜惡、討人嫌的，但它們讓我們感覺自己居住在一個有狗看護的地方，也許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我們感覺是被保護的。因爲夜晚，在街區的街道上會不時迴響起政治派別們的槍聲，因此家之外的世界讓我們越來越覺得可怕了。黑耳朵野狗，是八年時間裏在凱斯金家電視上待過的十幾只小狗中最可愛的一隻。

1980年9月12日，發生了一次新的軍事政變。那天早上帶着一種本能我比誰都起得早，我看見泰什維奇耶大街的其他小街上空無一人，我立刻明白又發生了自我兒時起每十年發生一次的軍事政變。街上不時有載滿唱着進行曲士兵的卡車經過。我立刻打開了電視，看了一會兒閱兵式的畫面和奪取政權的帕夏們的講話後，我去了陽臺。我喜歡泰什維奇耶大街的空曠、城市的寧靜、清真寺天井裏栗子樹葉在微風中發出的沙沙聲。五年前，和茜貝爾一起搞了夏末聚會後，我也是在這個陽臺上，也是在早上的這個時間，看過同樣的風景。

聽着電視裏一個留着濃密鬍子的歌手唱戰爭和英雄題材的民歌時，母親說：“這下可好了，國家正面臨災難。但他們爲什麼要讓這個粗魯、難看的人上電視呢！貝科裏今天是來不了了，法特瑪你做飯，冰箱裏有什麼？”

戒嚴令實施了一整天。看着不時從街上快速開過的卡車，我們知道政客、記者，很多人被帶走了，我們爲從未參與過這樣的事情而感到慶幸。所有報紙都出了新版，都表示歡迎政變。直到晚上，我和母親都待在家裏，我們收看了電視上不斷重播的軍事政變的聲明、阿塔圖爾克的老影像，讀了報紙，看了窗外空無一人的街道。我擔心芙頌，擔心他們家裏和楚庫爾主麻的氛圍，因爲據說在有些街區，就像1971年的軍事政變那樣，軍人們挨家挨戶進行了搜查。

母親說：“這下我們可以輕輕鬆鬆地上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