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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黑耳朵的消失讓我傷心了。其實真正讓我傷心的是它在電視機上的孤獨。看見這兩隻狗開心、友好的樣子，我想這次讓兩隻快樂、幸福的小狗待在電視機上面就好了。”
內希貝姑媽問：“凱末爾先生，小狗的孤獨真的讓您傷心了嗎？您真是個有趣的人。但我們就是因爲您是這樣的一個人而喜歡您。”
芙頌在對我甜美地微笑着。
我說：“被丟棄在一邊的東西會讓我很傷心。中國人相信所有東西都是有靈魂的。”
“前幾天電視上說，我們土耳其人沒從中亞過來之前和中國人打過很多交道。”內希貝姑媽說，“那天晚上您不在，芙頌，那個節目叫什麼名字來着？啊，您把小狗們放在那裏很好。是讓它們這麼面對面待着，還是朝我們待着，我現在也沒主意了。”
突然塔勒克先生說：“讓左邊的那個朝我們待着，右邊的那個衝它坐着。”
有時在談話最奇怪的地方，在我們認爲他壓根沒聽我們說話的一個時候，塔勒克先生會突然插話，他會說一些表明他比我們更清楚細節的明白話。
他接着說道：“那樣的話，它們既可以交朋友，不至於心煩，又可以看着我們，成爲家裏的一分子。”
即便我很想要它們，但一年多時間裏我沒去動那兩隻狗。我是在1982年把它們拿走的，那時每當我從凱斯金家拿走東西，我要麼會在一邊留下一些錢，要麼會第二天立刻去買一樣更貴的東西拿來給他們。在最後的這段時間裏，電視上既出現過針墊和狗，也出現過狗和捲尺那樣奇怪的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