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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捨本事而事末作。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耩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十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嵩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奸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奸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驅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途，治國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