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3章 埃及之行（二） (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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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由沈從文提供圖像和實物資料，按時代排列先後秩序，分別加以摹繪。並就每一圖試用不同方式，不同體例，適當引申文獻，進行分析比證，各寫出千百字說明。
由於政治需要和沈從文的用心，進展格外迅速，由1964年初夏開始，前後不到八個月時間，這本書的主圖二百幅，附圖約百種，及說明文字二十餘萬，樣稿就已基本完成。
書本可望於當年冬季出版，但由於政治大動盪已經出現先兆，出版拖延。
“文革”開始，這書被認爲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相關負責人受到衝擊，出版更是無望。
1969年，沈從文下放湖北。
開始時，沈從文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
因爲人已年近七十，沈從文的心臟病早嚴重到隨時可出問題程度，雨雪中山路極滑，看牛放羊都無資格，幹校就讓沈從文帶個小板凳，到後山坡看守菜園，專職是驅趕村前趁隙來偷菜喫的大小豬。
沈從文手腳凍得發木時，就到附近工具棚乾草堆上躺一會會，活活血脈，避避風寒。夜裏喫過飯後，就和同住的三個老工人，在一個煤油燈黃黯黯光影下輪流讀報，明白全國“形勢大好”。
後來轉到雙溪，這是沈從文在湖北待得最久的地方，約一年。沈從文的記述有些“黑色幽默”：“人事方面儘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個小樓房，有點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壓最高時有二百五十，還只想盡我做公民的責任，從不擔心會忽然間死去。”
1972年沈從文請病假回到北京故居，馬上投入到書稿的修改中，全然不顧條件艱苦處境爲難：“爲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許多較貴的圖錄，儘可能把它分門別類釘貼到四壁上去，還另外在小臥房中，縱橫牽了五條細鐵線，把擬作的圖像，分別夾掛到上面。……不到兩個月，房中牆上就幾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圖像佔據了。”
